昆陽之戰中，光武帝劉秀的威名震動天下，他的帝王大業也由此開端。王邑、王尋率領的軍隊號稱百萬，來攻打由散兵組成的漢軍，這是決定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。將領們想要分散回到各個城池，劉秀卻決心迎敵，但將領們不聽從。如果在臨敵之時軍心渙散，失敗也就隨之而來。劉秀心里明白其中的利害關系，卻難以向這些平庸的將領講清楚，這本該是他慷慨激昂地據理力爭、痛哭流涕以爭取眾人聽從的時候。然而他卻微笑著起身，等將領們來請教時才說，而不是強行勸說。萬一將領們不再詢問，直接驚慌逃散，他難道能不跟著一起陷入絕境嗎？唉！這就是大有作為的人與那些只憑一時意氣行事的人不同的地方。
王尋、王邑的大軍已經兵臨城下，將領們想要逃散卻來不及了，劉秀心里清楚這一點。他知道將領們想逃卻逃不掉，此時如果再強迫他們迎戰，只會引發他們的激烈反對，讓他們更加膽怯，所以有時候不爭反而能得到想要的結果，強行爭辯反而得不到。而且不止如此。就算敵軍沒有立刻壓境，將領們驚慌潰逃時被敵人追擊，王邑沒有謀略，嚴尤猶豫不決，敵軍雖然人數眾多但缺乏紀律，外表看似強大實則內部空虛，那么在將領們潰敗之后，敵軍因驕縱懈怠，我們再趁機反擊，難道就沒有辦法取勝嗎？只是不像現在這樣容易罷了。就算將領們都逃亡了，劉秀也不會滅亡，就像項梁戰死之后，漢高祖劉邦依然能夠興起，這就是明證。劉秀微微一笑，心中已有勝算，又怎會有閑工夫和這些平庸的人爭論是非呢？
更重要的是，得失在于人為，存亡卻取決于天意。劉秀肩負著漢朝復興的重任，如果王尋、王邑真的能長驅直入，將領們又無法振作起來，那么事情的成敗、自身的生死，就只能聽天由命，不是人力所能強求的。如果沒有那種對生死存亡一笑置之、順應時勢的度量，在生死關頭，情感就會先因貪生怕死而崩潰，即便像其他將領一樣慷慨痛哭、據理力爭，也不過是和他們一樣的普通表現。憑借偶然想出的一個計策，心懷激憤地想要取勝，這更是自取滅亡的做法，又比那些慌亂的將領好在哪里呢？
天下如此廣大，生死的變故、興衰的關鍵，若不能超脫其外，以豁達的心態看待，就無法深入其中，掌控局勢的發展。所以周武王的詩中說：“不要三心二意?！痹谧鍪轮耙斏髦\劃，在行動之后則要坦然面對，不被得失所困擾。上天賦予帝王智慧的同時，也一定會賦予他們勇氣。這里所說的勇氣，不是逞一時之勇，而是在生死存亡面前能保持鎮定，不失分寸。劉秀微笑著起身，不與將領們爭論是進是退，他遠超常人之處，尤其體現在這里。
楚懷王派漢高祖劉邦入關，劉邦的帝王大業由此奠定；更始帝派劉秀去安撫河北，劉秀的帝王大業也因此有了根基。大有作為的人在剛開始興起的時候，不想親自挑起戰事，也必定要借助他人的力量來成就大業；等到他們威名遠揚，卻還追隨在隊伍之中時，那么事業的成敗就不完全取決于自己，而要借助他人；稍有想要獨攬大權的想法，災禍就會在身邊爆發，宋義就是因此死在項羽手中，劉伯升（劉秀兄長劉縯 ）也是被李軼、朱鮪害死。
那么，項羽禁止劉邦入關，更始帝聽從朱鮪的建議，拒絕劉賜的請求，不把河北交給劉秀，他們就能保住自己的皇位，沒有人來爭奪嗎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禽鳥之間以氣勢相互制約，人與人之間則靠道義相互驅使。項羽有韓信、陳平這樣的人才，卻無法阻止他們離開；更始帝有隗囂，卻不能讓他歸服，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駕馭人才的能力。就算把劉邦、劉秀控制在手中，既不能好好任用他們，又不能輕易殺掉他們，項羽和更始帝只會因為無計可施而陷入困境。三齊之地剛剛分封就反叛，彭越、陳余、英布等人飛揚跋扈，等待時機，王郎在河北突然起兵，赤眉軍掉轉矛頭向西進攻，項羽和更始帝始終無法穩固自己的地位，只會不斷地引發禍亂。就像爾朱兆無法控制高歡一樣，更何況劉邦、劉秀這樣深受百姓擁護的人呢！所以，那些認為范增、朱鮪的謀劃是忠誠之舉的人，實在是愚蠢，他們的計策不僅無法挽救失敗，反而會讓天下更加混亂。沒有駕馭豪杰、平定四海的方法，卻懷著猜疑嫉妒之心去為難他人，只會更快地走向滅亡。
帝王代替上天施行賞罰，如果摻雜權謀，就會違背天意，天下人也不會信服，這不僅僅體現在對臣民論功行賞、按罪施刑上。周武王把武庚封在東國，這是不得不封，這是順應天意；周公輔佐成王時誅殺武庚，也是不得不殺，同樣是順應天意。在夏、商、周三代以前，如果諸侯有道，天下人就會歸附他，他便成為天子；如果天子無道，天下人就會背叛他，他就會退為諸侯。武庚本來就應該被封為諸侯，所以不得不封；但武庚應該安心做諸侯，卻妄圖再次奪取天下，那就不得不殺。既然是代替上天進行賞罰，就應該光明正大地與天下人共同行使賞罰的權力，而不是為了操縱局勢而采用一些曲折的手段來駕馭他人。蘇洵不明白這個道理，所以用權術來揣測帝王的舉動，這就形成了小人的歪理邪說。
王郎派杜威前來請求投降，杜威替王郎請求封萬戶侯，劉秀說：“他能保住性命就不錯了?！眲⒐閯⑴枳樱ǔ嗝架娝⒌幕实?）請求投降，詢問劉秀會如何對待劉盆子，劉秀回答：“只讓他保住性命罷了?！边@話說得真是大氣！劉秀順應天意進行賞罰，不摻雜個人的意圖和智謀，這才真正是秉承天意、順應天命的君主。王郎是個妖人，妖人發動叛亂，不可不殺；但因為他投降了就暫且饒恕他，或者最終拒絕他的投降并將其斬殺，以此來懲戒天下那些妄圖作亂的人，這樣天下才能安定。劉盆子是個被人擁立的愚人，他愚蠢又地位低下，卻想覬覦皇位，本可以殺了他；但他本意并非如此，只是聽從他人的命令，所以也可以寬恕他；劉秀讓他保住性命，還授予他閑散的官職來供養他，既合乎道義，又體現了仁愛。尤其難得的是，劉秀一句話就做了決定，沒有用委婉的言辭去誘導，坦誠直接，向天下昭示了刑賞的公正。所以說，這話說得真是大氣，體現了順應天意、公正無私，不愧是秉承天意的君主。
那些主張運用權術的人卻不這樣認為，他們心里厭惡某人，卻暫且答應他，覺得這樣可以籠絡群雄的心，讓劉永之流能夠改變態度。難道他們沒看到唐高祖李淵對待李密的例子嗎？李密后來的結局又如何呢？一旦權術、欺詐之風盛行，天下人就會競相虛偽行事，所以整個唐朝時期，藩鎮時而反叛，時而歸服，與朝廷相互交易，戰爭也因此無法停止?？梢?，所謂的權術并非真正的權謀，只是用虛偽來助長禍亂罷了?！稖a》中說：“有罪之人不敢赦免，天帝的臣仆我也不敢隱瞞，天帝心中自有明察。”只要內心真誠，遵循天意，又怎會擔心天下人不服呢？何必因為畏懼而像商人一樣與他人討價還價呢！所以說，那些用權術來籠絡天下的人，不過是婦人之見罷了。
馮異在洛陽招降李軼，李軼回復說：“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，我希望我們能齊心協力成就大業?！瘪T異斬殺武勃時，李軼緊閉城門不救援，照理說應該接受他的歸降，這樣洛陽很快就能攻下。但劉秀卻公開了李軼的書信，導致朱鮪殺了李軼。李軼原本和劉伯升一起起兵，后來卻諂媚地侍奉其他將領，因嫉妒劉伯升而進讒言害死了他，劉秀早就想除掉他。李軼死后，洛陽城的圍困過了一年才解除，有時候寧可勞神費力，也不能貪圖眼前的功勞，而要伸張正義，這就是一個例子。殺害劉伯升，本是朱鮪的主意，李軼只是順從朱鮪才參與其中。劉秀對朱鮪，派岑彭去勸降，說：“成就大事的人，不會計較小小的怨恨，朱鮪如果投降，官職和爵位都能保住，我對著河水發誓，絕不食言?！敝祯n投降后，被封為將軍、列侯，還能世代傳承爵位。同樣是怨恨，劉秀卻做出不同的處理，明白事理的人對待恩怨的方式，往往不是普通人能夠理解的。
話雖如此，但這又怎么會讓人難以理解呢？劉伯升剛開始起兵時，李軼積極響應，還迎接劉秀并一起謀劃，原本是劉秀兄弟的心腹。更始帝即位后，朱鮪、張卬突然顯貴，李軼立刻背叛劉秀兄弟，投靠了他們。見風使舵，是小人的常態，但李軼又何至于反目成仇，對昔日的盟友痛下殺手呢？等到劉秀剛剛平定河北，有了入關的想法時，更始帝把三十萬重兵交給李軼駐守洛陽，而李松剛剛被赤眉軍打敗，李軼又看到長安局勢不穩，便想歸附劉秀，還厚顏無恥地接受了馮異所說的“齊心協力”的話，毫無羞愧之感。劉秀說：“李軼（字季文）這個人詭計多端，讓人難以捉摸?！庇谑枪室饨柚祯n之手殺了他，但對李軼的懲罰還不足以消除劉秀心中的怨恨，所以不能用對待朱鮪的方式來對待李軼。
朱鮪出身于平林兵，比劉秀更早起兵，和劉伯升原本沒有交情；他奉更始帝的命令，謀劃殺害劉伯升，這不過是像范增對項羽那樣的愚忠罷了。更始帝的將領大多是盜賊出身，只有朱鮪與眾不同。他殺了劉伯升，卻留下劉秀不殺，一心只知道有更始帝，不顧及其他；其他將領憑借功勞想要封王，更始帝不敢違背，只有朱鮪堅守高帝當年的約定，推辭了膠東王的封爵；他受命堅守洛陽，與寇恂、馮異拼死作戰；等到長安被攻破，更始帝向赤眉軍投降，洛陽孤立無援，他卻仍然堅守城池，因為殺了劉伯升而感到慚愧，所以不投降。所以在更始帝的朝廷中，真正能有所作為的，只有朱鮪一人。在侍奉君主的道義和立身的恥辱感方面，他做得還算不錯。如果劉秀因為怨恨李軼而遷怒于朱鮪，拒絕他投降并殺了他，那就是為了個人的私怨而不顧天下的大義，還會鼓勵臣子懷有二心，在是否忠誠之間搖擺不定，這樣又怎么能勸人忠誠呢？孔子說：“以正直來回報怨恨?！闭?，就是遵循事理。對于李軼，劉秀怎能忘記他的罪過；對于朱鮪，又何必耿耿于懷呢？
效仿卓茂的做法，能感化現在的人嗎？答案是：為什么不能呢？但效仿卓茂的做法，就一定能感化人嗎？答案是：為什么一定能呢？為什么會這樣說呢？如果一個人一直品行端正，內心真誠，沒有虛偽的成分，在大節上也不犯錯，那么他的行為自然會和順，不會有刻意做作的感覺，為人篤實，也不期望立刻建立功名，一切順應自然，別人也難以違背他的意愿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就會像嚴詡治理潁川時那樣，把地方搞得一團糟，他就是孔子所說的“鄉原，德之賊也”（看似忠厚老實，實則危害道德的人 ）。王莽掌權時，上下都盛行虛偽之風，那些模仿卓茂的行為來標榜自己德行的人，不止嚴詡一個；王莽樂于推舉這些人來迷惑天下，這些人也樂于依附王莽來獲取利益。王莽攝政時，卓茂稱病辭官，他的名聲在當時并不顯揚，王莽也沒有為難他。卓茂能夠超脫世俗，安于貧困，不追求虛名，始終保持樸實的作風，他的境界遠超常人。
卓茂曾對他的下屬百姓說：“人之所以能群居而不亂，與禽獸不同，是因為有仁愛、禮義，知道相互尊敬、侍奉。”他啟發那些愚昧百姓的糊涂思想，讓他們明白天理自然的道理，那些只在表面上裝作寬厚仁愛來博取名聲的人，怎么能達到他這樣的境界呢？正因為卓茂有這樣的品質，所以他雖然沒有顯赫的名聲，但志向始終沒有改變；雖然他的行為有時不符合世俗的想法，但他始終堅守自己的天性。如果不是這樣，表面恭敬實則諂媚，看似寬厚實則松懈，看似樸實實則粗鄙，內心沒有堅守的原則，不能顧全大局，只是裝出一副從容平和的樣子，就像石建那樣，雖然能獲取顯耀的名聲和豐厚的利益，但卻無法讓自己的兒子有個好結局。上天不可欺瞞，人也不能被多次愚弄。所以，想要學習卓茂的人，不要只模仿他的行為舉止。
鮑永、馮衍在得知更始帝滅亡后才投降，這是正確的做法。然而，他們既然已經不能對舊主從一而終，選擇歸降以避免戰爭攻守帶來的災禍，難道還能期望有意外之福降臨嗎？鮑永因為立功而被封侯，雖然他可以坦然接受，內心也不會愧疚，但這也只是聽憑新君主的賞賜罷了。馮衍說：“天命難以知曉，做人的道理卻容易堅守，堅守正道的臣子，何必擔心死亡。”如果真的明白這個道理，那么無論貧窮還是富貴，無論地位低下還是尊貴，都能悠然自得地過日子，等待天命，不妄求其他，這樣難道不是大丈夫嗎？但馮衍卻因未能得志而怏怏不樂，把怒氣發泄到妻子兒女身上，還在文章中抒發自己的怨恨；那么他之前堅守孤城、抵抗大敵而不投降，只不過是為自己日后改換門庭留下一個所謂的“氣節”，馮衍的一生，就毀在了這里。劉秀最終棄用他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？
劉秀對待彭寵的方式，若不說他刻薄寡恩，實在說不過去。王郎之亂時，如果沒有耿況和彭寵的支持，劉秀很難取得成功。天下大致平定后，劉秀卻好像忘記了彭寵的功勞，還讓年輕驕躁的朱浮地位在彭寵之上，彭寵怎么能不怨恨呢？劉秀還把朱浮彈劾彭寵的奏章泄露出去，激怒彭寵，促使他迅速反叛，然后再消滅他，真不知道劉秀是怎么想的?；蛟S是因為彭寵當初派出精銳騎兵幫助劉秀討伐王郎時，并非真心歸附，只是被吳漢、王梁脅迫引誘，而耿況、寇恂也在一旁勸說，所以劉秀和彭寵之間產生了間隙，即使彭寵有功勞，也被視為有罪？當時天下大亂，人人都在爭奪帝王之位，在那種混亂的局勢下，很難判斷一個人的真實想法；既然彭寵對自己有過幫助，在危急時刻救過自己，就不應該忘記他的功勞。劉秀能夠容忍懷有二心的人，卻不能容忍彭寵，這是為什么呢？
不過，彭寵不得善終，也有他自己的原因。耿況當初決定歸附劉秀，是寇恂促成的；而且耿況決定聽從寇恂的建議后，就派自己的兒子耿弇親自率領軍隊前來，稱帝的建議，耿弇也毫無避諱地向劉秀秘密陳述，所以寇恂雖然受到重用，但也無法掩蓋耿況父子對劉秀的忠誠。彭寵卻不是這樣，他聽從吳漢和王梁的計策，就把事情完全交給他們去做，還提供大量兵力，結果成就了吳漢和王梁的豐功偉績，自己卻沒有得到什么好處。吳漢和王梁在中原地區四處征戰，而彭寵卻安穩地坐在漁陽，他怎么如此沒有主見，輕易地把權力交給別人呢？彭寵再愚蠢也不至于如此，由此可知他內心一直猶豫不決。如果劉秀成功，吳漢和王梁就是為他效力；如果劉秀失敗，吳漢和王梁承擔責任，而他還能擁兵據守漁陽，置身事外。唉！身處亂世，手握重兵，這種形勢下不可能無所作為，這可不是像儒生和謀士那樣猶豫不決、瞻前顧后的時候。如果覺得不能輕易托付自己的命運，那么像竇融那樣，雖然歸附較晚，但也不會被猜疑；如果確定可以追隨某人，那么就應該下定決心，生死與共；如果只是暫且與之合作，給自己留有余地，這種做法會犯英明君主的大忌，還會遭到眾人的指責，很少有人能避免災禍?！兑捉洝氛f：“在泥沼中等待，會招來賊寇。”即使謹慎行事都可能有危險，更何況還有兇悍的妻子和小人在一旁煽風點火呢？在亂世中選擇去留，只需要依據道義來決定；道義確定后，再堅守誠信，即使遇到危險也可能避免災禍。猶豫不決是成事的大敵，不是說做事不能急躁，而是說不能懷有二心、伺機而動。彭寵最終難免一死，這可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。即便如此，劉秀如果能忽略彭寵的心思，銘記他的功績，不忘記在患難之時的那份初心，那么事情自然會順利發展。而劉秀的刻薄寡恩，不能因為彭寵的狡詐愚蠢就推脫責任。
劉秀奪得天下，比漢高祖劉邦還要艱難。建武二年，劉秀已經定都洛陽，但天下的戰亂才剛剛開始。劉秀能夠憑借的，只有河北地區。然而彭寵在幽州反叛，五校軍還在黃河以北的內黃一帶橫行。函谷關以西，鄧禹雖然進入了長安，但赤眉軍在城外環繞，鄧禹無法控制局勢。郾城、宛城、堵鄉、新野、弘農等地，就在附近，這些地方的賊寇接連反叛，相互牽制，局勢比更始帝在長安時還要糟糕。劉永、張步、董憲、蘇茂等人在東方割據，成為陳地、汝南一帶的心腹大患；隗囂、公孫述暫且不說，以后還有時間平定他們。與漢高祖劉邦出函谷關之后，只需對付一個項羽，消滅項羽后天下就平定的情況相比，兩者的難易程度相差太大了。
有人說：項羽是強勁的對手，而赤眉軍、五校軍、劉永、張步、董憲、蘇茂這些人，都比不上項羽，所以劉秀取得天下更容易。但賊寇的強弱哪有固定不變的呢？項羽強大的時候，也可以被削弱，弱小的勢力又怎么不能變強呢？曹操曾擔心袁紹難以平定，最終與他抗衡的卻是來自周瑜率領的一股力量；苻堅掃平慕容氏、姚氏這些長期為患的勢力，卻在淝水之戰中被謝玄率領的一支軍隊打敗，一蹶不振。時勢興起，各種力量匯聚，人為之效力，上天也似乎讓其變得更加聰明，燎原之火，哪怕只有一點火星沒被滅掉，轉眼間就能燒毀整片森林，這又怎么能預測呢？而且，合力對付一個敵人，目標明確，精力集中，沒有其他干擾，取勝自然相對容易；而要同時應對四面八方的敵人，這邊剛平定，那邊又興起，沒有安寧的日子，取勝自然就困難了。假如讓漢高祖劉邦在滎陽與項羽對峙的時候，遇到劉秀當時面臨的眾多敵人，敵人趁機攻打他的后方，項羽不用相約，其他人就會與他形成掎角之勢，劉邦肯定難以抵擋。由此可見，劉秀取得天下是多么艱難，而他的神武更是深不可測。
仔細觀察劉秀能夠制勝并平定天下的原因，其實并沒有什么特別的，不過是以靜制動、以道制權、以謀制力、以緩制猝、以寬制猛罷了。劉秀曾說：“我用柔道治理天下?！辈粌H治理天下如此，他奪取天下時也是如此。這里所說的柔，并不是軟弱，而是回歸根本，自我治理，順應人心，不違背自然規律。孟子說：“遵循法度，等待天命?！眲⑿愦蟾啪褪沁@樣的人吧！漢高祖劉邦興起的時候，天下人一起起來反抗秦朝，大家競相施展智謀和武力，沒有人在乎名義，人心也沒有被迷惑。而劉秀是憑借百姓思念漢朝的民心才興起的，但劉玄、劉盆子、孺子嬰、劉永、劉嘉等人，都是漢室宗親，誰才是真正的正統并沒有明確的定論。如果在名分大義上有所動搖，那么僅靠智謀和武力是無法讓眾人屈服的，所以更始帝滅亡后，他的舊將們還憑借著各種理由想要爭權奪利。那么劉秀能夠讓眾人的智謀和力量都為自己所用，除了依靠正道，還能依靠什么呢？當天下處于分裂混戰的時候，劉秀卻憑借正道取得了勝利。他即位不久，就修建郊廟，祭祀祖宗，制定制度，進行封賞，任用伏湛，征召卓茂，勉勵寇恂安撫河內，命令馮異安撫關中，一切都從容不迫，鎮靜地凝聚已經歸服的人心，而不是急于爭戰。就這樣，那些驕橫跋扈的人，都自行陷入困境，紛紛瓦解。如果換做漢高祖劉邦來應對，未必能像劉秀這樣迅速平定天下。劉秀的謀略真是深遠??！
唉！如果取得天下的人都像漢高祖劉邦那樣興起，卻沒有劉秀這樣深遠的謀略繼承其后，那么天下后世可能會懷疑商湯、周武王的誓言和誥命只是空洞的言辭，認為只要憑借智謀和武力就可以奪取天下。曹操還有什么可顧忌的，不敢稱帝呢？石虎、朱溫這樣的人又怎么會讓天下人畏懼，而不被長久擁戴呢？三代之后，取得天下的人，只有劉秀堪稱卓越，宋太祖趙匡胤次之。他們雖然也有小的瑕疵，但大體上已經很完美了。
赤眉軍放棄長安，向西逃往安定，這并不是鄧禹的力量能夠驅趕他們造成的，而是因為他們糧食吃光了，只能到別處掠奪，他們本來就沒打算在安定久留，肯定還會回到長安。鄧禹沒有趁著赤眉軍有潰敗之勢，追擊并逼迫他們，反而進入長安，安安穩穩地等待他們回來，這就如同洪水決堤、癰瘡潰爛，還能抵御嗎？于是鄧禹退到云陽，士氣已經低落，卻又在長安堅城之下再次攻打赤眉軍，他的失敗也是必然的。所以善于用兵的人，關鍵在于把握時機。赤眉軍糧食耗盡，向東返回，此時的時機與之前不同了，只要在險要之地攔截，就能置他們于死地。鄧禹卻違背劉秀的命令，在關內與赤眉軍交戰，為什么之前那么膽怯，現在又如此沖動呢？
然而劉秀最終在宜陽遏制住赤眉軍，讓他們全部投降，他沒有顧忌“歸師勿掩”的告誡，成功堵住了像決堤洪水一樣的赤眉軍，這又是為什么呢？劉秀嚴陣以待，赤眉軍求戰不得，想逃跑也不行，不正面強攻，稍微拖延一段時間，赤眉軍的士氣就會低落。劉秀憑借穩重的策略挫敗了赤眉軍剛猛的氣勢，而鄧禹在赤眉軍剛要潰敗的時候，因為過于穩重而錯失良機。把握時機的變化，在頃刻之間做出決定，這不是僅僅依靠智慧就能做到的，也不是單憑勇氣就能取勝的。岳飛說：“運用的巧妙，全在于用心。”心中時刻牢記，時機自然會在恰當的時候出現，這可不是用固定的理論就能評判的。
史書的可貴之處，在于敘述過往的事情，為后人提供借鑒。作為史官，如果記載得繁多卻不突出治理國家的謀略，后人想要從中獲取成敗的關鍵，以便效法，卻無從下手，這樣的史書又有什么用呢？
劉秀剛開始巡視河北的時候，銅馬等賊軍有近幾百萬人；打敗他們之后，雖然有一些賊軍潰散，但投降的也有幾十萬人。當時，劉秀的兵力還沒有集結起來，還需要借助這些降兵的力量。不久之后，劉茂聚集了十多萬人，在京縣、密縣一帶投降；朱鮪率領近三十萬人在洛陽投降；吳漢、王梁在漳水攻打檀鄉，在鄴東收降了他們十多萬人；五校軍五萬人在羛陽投降；還有擁立孫登的五萬人在河北投降；赤眉軍先后投降的人數不勝數，他們向東返回時剩下的十多萬人，在宜陽投降；吳漢收降青犢軍，馮異收降延岑、張邯的部隊，蓋延收降劉永的殘部，王常收降青犢軍四萬多人，耿弇收降張步的十多萬士兵。前后收降的人數，多得難以計數。打了勝仗，威望樹立起來了，但是如何安置這幾千萬難以管束的人呢？漢高祖劉邦興起的時候，常常擔心兵力不足，急于奪取別人的軍隊，而劉秀兵力充足，安撫這些降兵卻并非易事，這就是劉秀平定天下比漢高祖更難的原因。
百姓容易躁動，卻難以安定，亂世中的百姓更是如此。當他們放下農具拿起武器，或許也是出于無奈，但大多都是游手好閑、驕橫桀驁的人。等到他們習慣了在戰場上生活，靠掠奪食物填飽肚子，搶奪別人的妻子為妻，在戰場上肆意馳騁、喧鬧，唱歌玩樂、傲慢無禮，那么即使當初有不得已的原因，現在也早就拋諸腦后了。把他們全部編入軍隊，那么農民生產的糧食不夠養活他們，織女織的布不夠給他們做衣服，官府日夜忙碌地籌備物資，也無法滿足軍隊的需求。讓他們全部回鄉務農，可田地已經荒蕪，他們的四肢也變得懶惰，放縱任性、狂蕩不羈，無法再聽從父兄和鄉鄰的管教。所以這些人一旦聚集起來又解散，就會豎起耳朵，聽著四方的動靜，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再次起兵，面對這種已經躁動起來卻難以平靜的民氣，實在是沒有辦法。而劉秀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就讓天下安定下來，這其中必定有高明的方法。史書沒有詳細記載他是如何安撫這些人的，可見班固、荀悅只是寫了一些華麗的文章，卻沒有關注治理天下的謀略，后來的人能從中得到什么借鑒呢？
如果一定要從遺留的文獻中尋找線索，大致推測其中的關鍵，那么可以發現劉秀征召伏湛、提拔卓茂，獎勵穩重忠厚的官吏，以此來調和那些降兵囂張的氣焰，讓他們能夠安心回鄉，百姓不會心懷怨恨而排斥他們，官吏也不吝嗇教導，讓他們遵守規矩，日積月累，慢慢消除他們的不良習性，僅靠這一個舉措，就能很好地應對幾百萬人的不良情緒和有害風氣。其實，劉秀重視文治、不崇尚武力的意圖，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很明顯了，他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的想法，不用言語就能讓大家明白。當這些人還在當兵的時候，就已經有了回鄉安居樂業的想法，再給予他們田地、房屋和祖墳的安穩生活，他們怎么會不安分呢？從三代以后，只有劉秀堪稱百王之首。為什么呢？在他之前的漢高祖，在他之后的唐朝、宋朝的開國君主，都沒有像劉秀所處的時代這樣，天下幾乎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參戰，人數多達千萬。要理解這些人的想法，思考應對的變化，用寬廣的胸懷包容他們，用道理來規范他們，這談何容易！真的是談何容易?。?/p>
劉秀給隗囂寫信，稱呼隗囂的字，用對待平等國家的禮節，這就失去了駕馭隗囂的正確方法，所以最終失去了隗囂。隗囂與那些狂妄狡猾的人不同，他還知道名義和道義。他剛開始在西州起兵的時候，曾歃血為盟，向漢高祖的神靈發誓，他知道漢朝的天命還沒有斷絕，希望自己能成為中興漢朝的大功臣。更始帝懷疑他并想殺他，他就逃回秦、隴地區，還以與張卬、謝祿這些人為伍為恥。如果劉秀能理解他的心情，用大義來獎勵他，明確君臣的名分，成就他當初的志向，隗囂或許會認為遇到了知己，愿意全心歸附。名義和道義，是隗囂一直信奉的，劉秀用對待敵國的禮節對待他，把他置于名義和道義之外，用這種方式來籠絡他，隗囂就會覺得更始帝剛開始尊重他，最終卻猜忌他，現在劉秀也是如此，他又怎么會放心地歸附并信任劉秀呢？漢文帝對待尉佗，尉佗本來就沒有歸服漢朝的心思，漢文帝降低身份對待他，讓他的驕氣得以平息，尉佗的情況和隗囂不同。隗囂本來就對是否歸附劉秀猶豫不決，劉秀的做法又讓他更加懷疑，即使像馬援這樣慷慨陳詞、極力勸說的人，也無法消除他的猜忌之心。
君臣之間相互親近，天下的局勢才能穩固。所以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君王，不與諸侯爭奪臣民，國家能夠存在數百年；即使國家滅亡，他們的后代還能遵守天子的禮儀，不使宗廟社稷滅絕。漢朝繼承秦朝的制度，廢除諸侯，設置郡守，郡守不是世襲的，臣民也經常更換。然而郡里的官吏對待郡守，會遵循君臣的道義，對郡守忠貞不二，郡守去世他們會為其服喪，郡守被免官他們會為其感到恥辱，會盡力保全郡守的名聲，優厚地撫恤郡守的孤兒和幼子，甚至在發生戰亂時，他們會拼死保衛郡守。比如楚郡的劉平，在龍萌之亂時，趴在太守孫萌身上，哭著請求代替孫萌受死，自己身上受了七處傷，還把自己的血給孫萌喝。像這樣的事情，在整個東漢時期數不勝數?？だ襞c郡守之間相互親近、忠誠不二，天子不會懷疑他們是在討好、依附權貴，朝廷大臣也不會認為他們是在結黨營私，因此君臣之間相互親近，層層維系，最終都歸屬于天子。所以即使有盜賊興起，也不會像黃巢、方臘那樣僭越稱帝，夷狄侵犯時也不會釀成永嘉之亂、靖康之禍那樣的災難，三代分封制的遺風，在郡縣制中得以延續，沒有消失。
到了后世，黨爭興起，人們唯恐別人不與自己劃清界限，告發之風盛行，唯恐百姓不冒犯上級，這樣做本想讓臣民只尊崇天子，卻不知道一旦關系破裂就難以修復，怎么能只靠天子一人，在皇宮中控制住天下各地的人呢？引導百姓遵循道義，百姓尚且會追逐利益而忘記恩情；引導百姓相親相愛，百姓尚且會違背公理而人心離散；又怎么能再鼓勵那些刻薄、違背正道的行為呢？三代之后，只有漢朝能夠在滅亡后復興，后世難以企及，這是有原因的啊！
有些言論一旦發表就無法收回，不良的習慣一旦形成就難以改變，如果沒有圣人出現，就只能等它自行停止。班彪勸說隗囂，竇融決定歸附劉秀，都以符命為依據；班彪和竇融身處亂世，卻能保全自身和名聲，他們都是所謂的豪杰之士，然而他們的依據卻是這些，更何況那些平庸的人呢？
孔子去世后，他的七十多位弟子的思想影響逐漸減弱，人們舍棄道理而談論天命，用術數來窺探天意，即使是賢能的人也難以自拔，對天命將信將疑。劉楊制造“癭楊之讖”來迷惑眾人，張豐把藏有玉璽的石頭當作寶貝，自我迷失，他們都因為這些導致禍亂，最終丟了性命。以劉秀的英明，都擔心不用這些符命之說就無法打動天下人，于是用五行之說、割裂六藝的方式來解釋天命，這種風氣持續了二百多年，直到魏晉時期才逐漸衰落，其危害竟然如此嚴重！
孔子稱贊《周易》是為了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其中的道理。其中的道理，不過是陰陽、柔剛、仁義這些，除此之外再沒有別的道理。到了漢朝，卻出現了與正道無關的術數來擾亂正道；過了千年，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闡發《周易》的微妙之處，來抵制邪說，邵康節卻還拿著從陳摶、穆修那里學來的東西，冒用伏羲、周文王、孔子的名義，用這些來推測帝王的興衰，這不是君子能夠認同的。這大概是京房、夏賀良之類學說的殘余，又一次興起的歪風吧！
在人們對事情將信將疑的時候，如果對方有隱瞞的事情，而我也跟著隱瞞，那么疑慮終究無法消除；如果我能坦誠地指出對方的疑慮，讓對方感受到我的信任，這難道是什么高深莫測的威嚴手段嗎？不過是讓對方看到我真誠的內心罷了。竇融在河西的時候，對是否歸附劉秀猶豫不決，一些好事的人還向他進獻像尉佗那樣割據一方的建議，這是竇融一直不敢說出口的想法。劉秀給他寫信，直接點明他的心思，河西地區的人因此震驚并歸服。劉秀能夠使眾多豪杰歸服，用的都是這個方法。
那些有所隱瞞而不敢說出來的人，是害怕別人知道。他們還會猜測，即使別人知道了我的想法，也無法阻止我，大家都隱瞞不說，那么對方就會擔心我心懷殺機，在暗中算計他；不然就會認為對方懷疑自己，卻又拿自己沒辦法。如果我明白地說：我已經知道你必然會有的想法了，但我不會因此怪罪你；我也不會阻止你這樣想，因為我根本不害怕。這樣就能讓對方感受到我的恩情，而不是讓對方覺得我在隱忍懦弱。這不是權術，而是依靠自己的內心，不擔心別人會傷害自己，清楚地知道離合得失的規律，對上聽從天意，對下信任他人，這看似是權術，其實其中蘊含著正道。這就是劉秀的高明之處，他的做法奇特卻又不違背正道！
從學士大夫出身，學習經術，最終登上皇位的有三個人：劉秀、劉備、梁武帝。所以他們的施政措施與那些從民間崛起的英雄有所不同，而劉秀的境界又比其他人要高得多。
劉備學習儒家學說，卻又沉迷于申不害、韓非的法家思想，歷經世事變遷，權術讓他的內心變得復雜，諸葛亮年輕的時候急于建立功勛，因此用刑名之術擾亂了原本的治理之道。梁武帝篡位后，又想起自己所學的東西，覺得自己的行為在名義和道義上無法自圓其說，不得已，聽說佛教有“心亡罪滅”的說法，可以用來掩蓋自己的過錯，就借此來掩飾自己的惡行，真是愚蠢。然而，對于那些服喪期滿后入朝為官，卻面無悲戚之色的士大夫，梁武帝終身不再錄用他們，他始終不忍心讓倫理道德在天下滅絕，人性之道還能借此勉強保存，這比蕭道成只看重利益要好得多。劉秀卻可以說是沒有忘記自己的所學。天下尚未平定，戰爭頻繁，他卻急切地遵循古典制度，推行禮樂，以寬厚之心待人，以仁愛之道行事，還憑借學問來提升自身的美德。就像《易經》中所說的“見龍在田，利見大人”，他在成就大業的道路上始終不懈怠。三代之后若論太平盛世，沒有誰能超過他。所以說，劉秀遠超其他人。
唉！古代沒有不學習的天子，后世卻出現了不學習的宰相。用不學習的宰相輔佐從民間崛起的天子，國家治理無法達到古代的水平，這種情況從漢高祖就開始了，并非僅僅是秦朝的問題。秦朝因此滅亡，漢朝卻因此興起，滅亡的可以作為后世的警戒，興起的卻成為后世效仿的對象，人間的綱紀想要存續，真是太難了！
王元勸說隗囂憑借險要地勢據守，等待四方局勢變化，他會失敗也是必然的。天下正處于大亂之時，士人都渴望建立功名，百姓也希望能在戰火中得到喘息的機會，能夠成為他們的領袖的人，是眾人所期盼的。人們都在等待我，而我卻在等待別人嗎？等待，往往是災禍的根源。如果一定要說等待，那么儒生懷揣著治國的學問等待尋求治世的君主；或者武夫憑借剛健的體魄想要施展才能，等待有作為的君主，這兩種等待是合理的。但對于那些想要開創非凡大業的人，如果目光不關注四海，心中不考慮萬民，力量不足以讓眾人的智謀和力量為自己所用，謀略不能在天下人之前規劃出廓清禍亂的首要功績；卻只是端坐不動，茍且偷安，等待別人先行動，然后趁機謀取利益。如果等待的人比自己賢能，那自己只能低頭受制于人；如果等待的人與自己實力相當甚至不如自己，即使僥幸能制服對方，也無法讓天下人心服口服。這就像鷸蚌相爭，漁翁得利，又像老鼠等待夜晚出來活動，這樣怎么能成為天下的英雄呢？手握重兵，占據險要之地，身邊也有謀臣武士可供驅使，卻只因有等待他人的想法，就使自己陷入坐困愁城的境地；伸長脖子期盼，仰望上天，俯視大地，環顧四海，還慶幸各地紛紛起兵，這樣的人不過是擾亂天下的人罷了。擾亂天下的人，沒有不滅亡的。
嚴光不愿侍奉劉秀，與長沮、桀溺、丈人這些隱士相比，他的心胸更加狹隘。長沮、桀溺、丈人是因為知道大道無法施行，迫不得已才放棄君臣之義選擇隱居，所以孔子說他們是“隱者”。所謂“隱”，就是隱藏自己的主張，安于自身的處境，并非沒有可以展現的才能。劉秀平定了王莽之亂，繼承了漢朝的正統，推行禮樂制度，遵循古典規范，即使還有不完善的地方，也正需要賢能的人用正道去輔佐他，而嚴光為什么把天下大勢看得如此消極，急切地避開劉秀呢？倘若他是因為曾與劉秀是同學，就不屑于做他的臣子，那大禹、皋陶為什么都能安心地侍奉堯、舜，并向他們稱臣呢？
像周黨這樣的人，就更加乖僻了。朝廷多次征召他，他才肯上車前往，到了朝堂卻傲慢地伏地不拜，在君臣禮法之下表現出憤怒不滿的情緒，范升彈劾他對君主不敬，他又怎能逃脫罪責呢？周黨聽聞《春秋》中有報仇的說法，卻不辨是非，僅憑自己的想法就起兵與人相互仇殺，他大概和北宮黝（戰國時期的勇士，以勇敢和固執著稱 ）之流是一類人吧！北宮黝對諸侯毫不畏懼，周黨對天子也沒有敬畏之心。劉秀賜給他布帛，讓他回去，這對他來說是多么大的恥辱??！劉秀以寬廣的胸懷包容了他，而周黨卻顯得如此渺小。
王良應召為官并接受俸祿，雖然沒有什么特別突出的功績，但他身居高位卻能保持恭敬節儉的品德，與君子之道還不算相差太遠。所以說，君子把出仕當作踐行正道的途徑，除非是夷狄、盜賊，沒有哪個平民會以匹夫之身對抗天子。范仲淹說：“《易經》蠱卦的上九爻所說的，嚴光（字子陵）有這樣的表現?！钡绻诓磺‘數臅r候，只是憑借清高來標榜自己，那就如同《易經》中“比之無首”（意為在親附眾人時卻沒有首領的風范 ）所說的那樣，這樣的人哪里值得效仿呢？
來歙出使隗囂那里，憤怒地用激烈的言辭指責隗囂，甚至想要刺殺他，而隗囂卻無法加害于他。史書記載來歙有信義，言行一致，他往來游說的事情，都經得起查驗，所以西州的士大夫都敬愛他，也因此使他免受傷害。信義對于人來說太重要了！
士人處于紛爭的時代，在往來傳遞命令時失去信義的情況有兩種，但擾亂天下的人不算在內。一種是那些習慣運用游說之術的人，他們認為在生性多疑、狡猾奸詐的人面前表現出質樸和真誠，會被視為迂腐笨拙而不被接受；于是就用機巧去對付機巧，用詭辯去應對詭辯，在出其不意中施展手段，以為這樣更容易打動對方；卻不知道有限的智謀去對抗多變的奸詐，往往無法取勝，反而會正好激起對方的怒火。還有一種是心中沒有主見，容易被外界事物迷惑的人，當兩個勢力相互猜忌時，其中的情況很難揣測，而他們所爭論和想要的，不過是和與戰、合與離這兩種選擇罷了。這些人想要收斂卻故意張揚，表面上期望不高，實際上要求苛刻，言辭中往往有過分夸贊或過分詆毀的成分。他們沒有堅定的立場，被對方夸張的言辭所迷惑，就輕易相信并傳播，而這些言辭往往經不起查驗；這樣一來，原本沒有欺騙卻變成了欺騙，等到欺騙被揭露，再后悔也來不及了。這兩種人，既失去了信義，又大多被人厭惡。
所以莊子雖然不算真正明白大道的人，但他關于游說的言論卻很透徹，不要傳播那些夸張不實的言辭，就能不失信義，來歙大概就是明白這個道理并能堅定地踐行吧！就像踩到老虎尾巴卻不被老虎咬傷，只要始終保持真誠就可以了。
設立官職的方法，與選拔人才的方式不同，但又相互關聯，其中的道理很難說清楚。精簡官職是為了讓百姓休養生息，但這樣一來，那些等待被任用的士人就會晉升受阻，無法激勵人們向善。不精簡官職，有一技之長的人就可以通過展示才能獲得獎勵；然而，這樣會導致勞役增多，百姓疲憊不堪，難以承受，而且還會引發更多的議論，法令條文更加繁雜，職責劃分不清，權力不統一，做事的人困難重重，事情也容易受到牽制和質疑。官吏減少，法令簡化，那么貪婪的官吏和殘暴的人就會趁機獨攬大權，肆意妄為，無法相互監督；而小吏和豪強就更容易鉆空子，為非作歹。所以在官職的設立與廢除、法令的繁雜與簡化之間，其中的道理很難把握。
天下有確定的道理，卻沒有固定不變的方法。確定的道理，就是了解人、安定百姓、任用賢才、遠離奸佞；沒有固定的方法，是因為官職的設立與廢除、法令的繁雜與簡化，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變化，不能一成不變。
在戰亂剛剛平息的時候，不用擔心士人不積極追求功名，反而要擔心他們爭名逐利。一個人有武藝，一個士人有口才或文筆，在混亂的時候嘗試施展并僥幸成功，效仿的人就會接踵而至；如果再為他們提供太多進取的途徑，讓他們的心志變得浮躁，那么就會出現拋棄父母、離開祖墳、舍棄田地，只為了追求功名利祿而盲目冒進的人，這種情況屢禁不止。只有官職精簡，難以容納太多人，他們才會退而求其次，安心處于平靜的生活中，這樣爵位和俸祿才會顯得珍貴，人們的廉恥之心也會逐漸興起。而且，百姓在經歷艱難困苦之后，只求能平安度日。那些觸犯法律的人，大多是殘暴蠻橫、肆意妄為的，他們的惡行顯而易見；不然就是疲憊不堪、無所依靠又不知好歹的人；很少有那種奸詐狡猾、善于鉆法律空子且難以察覺的人。所以法律寬松、官吏減少，治理起來反而更加輕松。況且，各項事務剛剛開始，暫且讓天下百姓休養生息，即使有些事情沒有做好，也可以等百姓生活安定之后再處理。此時郡縣之間距離遙遠，事務不必過于精細，正是為了讓不安定的局面逐漸穩定下來，這就是精簡官職的好處。
等到天下已經安定，人們習慣了安穩的生活，政治教化松弛，需要重新整頓的時候；在這個時候，如果沒有各種途徑讓士人通過正當方式獲取功名，他們衣食無憂、安居樂業，就會漸漸忘記進取，那么貴族子弟、優秀的年輕人，也會在學校中失去志向，甘愿局限于務農或做其他普通的工作。如果不多設置一些職位，開設更多的科目，引導他們走上君子之道，那么質樸的風氣就會逐漸變得粗鄙，詩書禮樂也無法培養出優秀的人才。而且，殘暴的人無法肆意妄為，就會隱藏起來施展奸詐手段；豪強日益強大，就會公然違法，為所欲為；此時如果一百里才設置一個亭，一千里才有一個縣邑，長吏稀少，屬官不足，就會導致消息閉塞，難以了解情況。而且官吏習慣了簡略的辦事方式，事情就會越積越多，教化無法深入，各項事務準備不充分，官府無法有效管理百姓，事情不能提前謀劃，就無法應對突發情況。這樣一來，合并官職、謹慎選拔人才，卻無法充分發揮天下人的才能；精簡官吏、讓百姓休養生息，卻無法有效治理萬民；吝嗇爵位和權力所帶來的危害，難道比官員冗余帶來的危害小嗎？所以說，道理是確定的，但方法卻不是固定的，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決定。
劉秀在建武六年，河北剛剛平定，江淮地區才安定下來，關中地區也才剛剛穩定，此時承接王莽時期隨意分割郡縣、更改官職、法令苛刻繁瑣的局面，又處于四海動蕩、各方勢力紛紛崛起之后，人們心中追求功名利祿的僥幸心理難以消除，劉秀于是合并、裁減了四百多個縣，減少了官吏的數量，只保留了十分之一，這正是順應時勢的做法??！這正是順應時勢的做法??！但要知道，這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方法。
竇融責備隗囂說：“自從戰爭爆發以來，城郭都變成了廢墟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死于溝壑。如今上天的運勢稍有好轉，將軍卻又給百姓帶來災難，那些孤兒寡婦又將流離失所，說起這些真讓人痛心?！比嗜怂f的話，能帶來的好處真是廣泛?。?/p>
勸說別人停止戰爭、歸附自己，要是只從強弱的角度去說，我處于強勢，誰又甘愿處于弱勢呢？這樣只會激起對方的反抗。用天命來勸說，上天的視聽來自百姓的視聽，不提及百姓，卻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符瑞上，狂妄的人很容易偽造這些來迷惑眾人，反而會讓禍亂更加嚴重。只有竇融這樣的言論，雖然隗囂沒有聽從，但已經讓他內心感到悲傷，士氣也因此受挫。秦、隴地區的百姓聽到這些話，必然會埋怨隗囂，不愿意為他賣命；而漢朝那些拿著武器奔赴戰場、背著糧食供應軍隊的人，也會知道這不是皇上忍心毒害他們，而是禍亂是由隗囂引發的，不得不如此。竇融這番話帶來的好處真是廣泛啊！
然而竇融說這些話，并不是把它當作控制隗囂、離間秦、隴地區人心的手段。怎么知道是這樣呢？如果竇融把這當作一種手段，那么他說話就不會如此深切；而竇融保全河西地區，歸附劉秀，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的話，讓百姓免受戰亂之苦，他不僅僅是說說而已。竇氏的后代，與漢朝相始終，這源于他當初的一個善念，帶來了百年的恩澤。
國家治理出現弊端，往往是因為只依靠法律而不重視人才。法律，難道是天子一個人就能掌控并用來全面監督大臣的嗎？實際上還是要依靠人來執行法律。于是就會出現舍棄大臣而任用小臣，舍棄舊臣而任用新晉升的人，舍棄忠厚寬恕的士人而任用那些心存僥幸、幸災樂禍的小人的情況。這些人的言論并非毫無根據，他們也不擔心在執行法律時找不到依據，于是國家大事就陷入混亂。江馮請求讓司隸校尉督察三公，陳元反對這個提議，劉秀聽從了陳元的意見，駁斥了江馮的邪說，這可以看出劉秀懂得治國之道。大臣之間相互包容，是弊端產生的根源；大臣之間相互揭發，是危害達到極點的表現。像江馮所說的那樣，讓下等人告發他們的上級，子弟控告他們的父兄，這樣一來，三綱五常就會淪喪，國家離滅亡還會遠嗎？
大臣，是每天在天子身邊商議國事的人；用人和施政的得失，天子每天都和他們討論爭辯，怎么會擔心不了解情況呢？然而，天子對大臣產生懷疑是有原因的，那是因為天子不親自處理政務，疏遠大臣，讓他們不能每天在自己面前匯報情況，于是大臣就無法再等待天子的命令，只能自行其是。天子既然疏遠大臣，很多事情來不及了解，就像害怕鬼魅的人害怕黑暗一樣，而且也無法保證大臣一定不會作惡，于是督察就變得必不可少。那些嫉妒、苛刻的小人，就會借此擾亂國家政事，離間君臣之間的關系。他們所揭發的事情未必不正確，但權力卻因此逐漸下移，無法控制。假如天子恢復與大臣坐而論道的禮儀，勤于對內朝和外朝事務的詢問，相互咨詢，解決國家大事中的疑難問題，大臣每天侍奉在天子身邊，就沒有機會結黨營私；那么設立臺諫，對上可以糾正君主德行的過失，對下可以了解各地的情況，原本就不是讓他們去做那些兇狠攻擊他人的事情，這樣一來，大臣們就不敢當面欺騙君主、擅自行事，又哪里需要督察呢？
況且大臣，不是一下子就登上高位的。如果天子親自處理政務，那么作為侍從的人每天都能與天子親近，那些擔任地方要職的人，通過實際考察他們的才能，根據政績的優劣進行選拔并征求各方意見，這樣就能早早地選拔出合適的人才，又何必等到他們登上三公之位后才去考察呢？只有當君主懈怠政事、驕傲自大時，才會對大臣的優劣判斷不清，于是就依靠嚴厲的督察法律，認為這樣就能輕松治理國家。這樣一來，法律嚴密了，但君臣之間的關系卻疏遠了，小人得到任用，君子卻處境危險，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就難以挽回了。
趁著亂世起兵的人，大多不得善終，而隗囂卻能得以善終。隗囂的所作所為，大概還沒有觸犯陰陽忌諱，也沒有引起天下人的深切怨恨，他能善終也算是合理的。如果他的兒子隗純不反叛逃亡，即使世代保有他的封國也是有可能的。隗囂最終沒有始終侍奉漢朝，是因為他受到更始帝失敗的影響，過于膽怯，從而錯失了機會。把自己托付給別人，哪有那么容易呢？所以一定要謹慎；但謹慎過度，就變成了膽怯，于是他原本想要保全漢朝的心意，無法堅守，最終走向了叛逆的道路。然而，他的軍隊沒有越過隴地，他的危害也沒有波及天下，鄭興、馬援、申屠剛離開他而不留戀，來歙刺殺他，他也沒有殺害來歙，這表明他心中還隱約記得名義和道義，這與公孫述、張步、董憲之流有很大的區別。可惜的是，他沒有聽從竇融的建議。他向公孫述稱臣，是因為形勢所迫，沒有其他選擇；而他始終不聽從劉秀的招降，是因為他在馬援、竇融面前感到羞愧，擔心被他們嘲笑自己沒有早早歸附。他因為膽怯而變得愚蠢，但又不愿意做殘忍狡詐、隨波逐流的事情，所以能夠得以善終，避免了被公開處死的下場。這就是所謂的“上天的法則是明顯的，人的禍福都是自己的選擇造成的”。
被任命為將帥又懂得治國之道的人，從古至今都很少見，而劉秀卻能得到很多這樣的人才。來歙在受傷臨死前，口授遺表，沒有提及軍事，卻急切地推薦段襄，說：“治理國家以得到賢才為根本?！边@哪里是一般武將能想到的呢？來歙、祭遵、寇恂、吳漢，這些人出則可以成為能干的官吏，入朝則可以成為大臣。然而劉秀最終沒有讓這些將帥擔任宰輔之職，這些將領也都安心于軍事，不想參與朝廷的政務。唉！劉秀的用意真是深遠啊。所以三代之后，君臣之間都能盡善盡美，只有東漢時期最為突出。
如果是想要治理好國家的君主，喜歡臣子敢于進諫的情況是有的，但敢于進諫的士人卻不常出現。這不僅僅是因為君主不能包容他們，還因為臣子進諫后君主發怒，雖然怒氣可能很快就會平息，身邊的大臣也能從中調解；如果君主最終還是不消除怒氣，那么直言進諫的臣子就會觸怒暴君，可能會被貶職、流放甚至被處死，不過秉持正義的臣子內心能夠坦然，他們的正義也能得到伸張。只是君主的怒氣雖有平息之時，可在旁之人對進諫者的怨恨卻不會停止，他們會趁機詆毀進諫者，還會抓住一些小過錯來敗壞他的名聲和節操，這樣一來進諫者就會身敗名裂，甚至連累子孫、族人和朋友都遭受災禍。所以說，能包容敢于進諫的人并不難，難的是讓敢于進諫的人能安心進諫。
劉秀作為皇室的旁支后裔，從南陽起兵，與當地的人士一起歷經艱辛，經過無數次戰斗才平定天下。他重用南陽人，雖然這有偏愛故舊的嫌疑，但也體現了他不忘故舊的情義。而且南陽的將領和官吏，在功成名就、獲得爵位之后，也沒有聽說過他們有驕橫奢侈、擾亂國法的行為，又何必將他們排斥疏遠、加以防范呢？郭伋作為與劉秀關系并不親近的大臣，在外地任職，卻能慷慨陳詞，毫無顧忌地說：“應當選拔天下的賢能之士，不應該只重用南陽的舊人?！彼敛晃窇帜切鄤蒿@赫的家族，在朝堂上大膽直言，然而劉秀并沒有發怒。而且從鄧禹以下，滿朝都是有功勛的權貴，也沒有人怨恨郭伋。郭伋早就知道這些人不足為懼，所以才敢毫無顧慮地進言。如果都像這樣，士人怎么會不敢進言，又怎么會有不敢說的話呢？各位將領都很賢能，這是因為劉秀能夠鎮撫他們；劉秀獎勵遠方大臣的忠誠正直，讓身邊的大臣也變得公正坦蕩，他的恩威，真是其他人難以企及。宋太祖趙匡胤對趙普心懷不滿，雷德驤僅僅因為進諫就遭到嚴厲斥責，宋太祖雖然想要保全直言的大臣，卻無法完全實現自己的想法。郭伋進言很自然，劉秀聽了也很自然，南陽的功勛舊臣聽了同樣很自然。唉！這樣的君臣關系，在三代之后真是難得一見啊！
建武十二年，天下已經基本平定，只有公孫述還未被平定。漢軍從三個方向同時進軍，將公孫述圍困在成都。此時公孫述的糧食日益匱乏，士氣日益低落，人心也逐漸離散，連王元都背叛他歸附了漢軍，很明顯，此時不用勞師動眾、急于作戰，就可以坐等勝利。但如果逼得公孫述拼死抵抗，他可能會孤注一擲，那就很難對付了。吳漢逼近成都，最終戰敗，這是必然的結果。劉秀在千里之外就能準確預料到這種情況，這并不是他有什么神奇的智慧，只是他能把握大局罷了。
所以善于審時度勢的人，會把對方和自己都置身事外去考慮，然后全面地謀劃，這樣就能察覺到細微的變化；如果只關注眼前的情況，被表面現象所迷惑，那么智慧就會被具體事務所束縛，意外的變故就會發生?！对娊洝氛f：“不要只看眼前。”能夠不局限于眼前的人，他的明智就無人能及了。昆陽之戰中劉秀抗擊王尋、王邑，邯鄲之戰中他逼迫王郎，都是憑借速戰速決取得勝利，那是特定的情況。吳漢效仿他卻失敗了，這又怎么能避免呢！
公孫述的朝廷不適合去做官；即便如此，公孫述也不能和王莽相提并論，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，暫且與他周旋，等待時機，不也可以嗎？李業、王皓、王嘉卻立刻以死殉節，這就有些過分了。公孫述剛開始占據蜀地的時候，還沒有稱帝，也沒有施行暴政；如果察覺到他有割據的野心，擔心被他牽連陷害，難道就沒有保全自己的辦法嗎？他們只是在故鄉過著平常的生活，等到災禍來臨卻沒有回旋的余地，身處危險混亂的地方，卻沒有辦法遠離災禍，就像害怕溺水卻先自己跳入深淵，這哪里是那些能夠洞察先機的人會做的呢？
譙通過行賄以免于災禍，這種行為就更加可恥了。身處亂世卻擁有很多財富，用卑賤的行為來祈求生存，這大概就是《易經》中所說的“背負著東西卻又乘車，會招來賊寇”的情況吧！漢哀帝、漢平帝時期，廉恥之道已經喪失，這種風氣演變到極致，變得荒誕怪異，蜀地的人尤其如此。那些普通男女所秉持的所謂“忠誠”，怎么能和龔勝的高潔品行相提并論呢！
晉平公喜歡臣子之間相互競爭，師曠就指責他不像個君主。作為君主，希望自己的臣子相互競爭，這和父親希望自己的兒子相互爭斗沒什么區別。劉秀下詔對任延說：“要好好侍奉上級官員，不要失去自己的名聲?！边@話聽起來似乎不符合君主的身份，但其中卻另有深意。任延回應說：“忠誠的臣子不會盲目附和，附和的臣子并不忠誠，上下都隨聲附和，這不是陛下的福氣?！保ā犊籍悺酚涊d：任延傳中作“忠臣不私，私臣不忠”。按照高峻《小史》的記載是“忠臣不和，和臣不忠”，這種說法含義更深刻，也與上文對應，此處從《小史》的記載 ）。然而，如果尊卑秩序混亂，臣子相互矯正、相互揭發，從而引發訴訟，阻礙事情的成功，這難道是天子的福氣嗎？
想要讓上級官員行為端正、奉公守法，只需挑選合適的人來擔任。既然已經讓他處于上位，天子如果不能引導他走上正道并控制他的進退，卻依靠下級官吏的剛直來揭發他的過錯，以此來顯示自己的不同，那么就會導致人們相互鼓勵傲慢無禮，而事情的興廢、百姓的利益、法律的輕重，都被人拿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。最終的結果是，下級官吏對抗上級，百姓對抗下級官吏，怨恨滋生，流言蜚語興起，詆毀和贊譽沒有標準，訴訟案件像蜂群一樣涌現，天子又憑借什么來治理天下，讓國家像網一樣有條理、不混亂呢？陰陽之氣不和諧，就會產生災禍；臣民之心不和諧，就會引發戰爭。共工、驩兜與舜、禹不和諧，管叔、蔡叔與周公、召公不和諧，像這樣的人能被稱為忠臣嗎？
劉秀感嘆道：“你說得對?！彼潜蝗窝拥脑挻騽恿四兀€是暫且認可他的直率，以促成君臣之間的和諧呢？如果把這當作治理國家的定論，那就錯了。
道并非僅僅是具體的事物，但如果沒有具體的事物作為依托，道就無法得以施行。所以能夠堅守先王之道的人，是君子應該效法和學習的；能夠守護承載道的具體事物的人，是君子應該提拔并借助其力量的。王莽之亂時，禮器典章遭到破壞，公孫述卻鄭重地加以修復。等到他被平定后，益州把他的樂師、樂器、儀仗車、轎子等都送到了漢朝朝廷，漢朝朝廷這才恢復了西漢時期的盛況。從這方面來說，公孫述也不應該被完全貶低。
公孫述的興起并非像亂賊那樣，他對于漢朝，也不像隗囂那樣曾經向漢朝稱臣卻又背叛。他在蜀地這一隅之地，在禮崩樂壞的情況下保存了禮樂制度，準備了禮器來彰顯等級威嚴，李業、費貽、王皓、王嘉為什么把他看作如同夷狄、亂賊一樣，寧死也不與他合作呢？從公孫述自身來說，他沒有平定天下的謀略，也沒有讓天下安定的功績，只是注重形式，卻忽略了根本，坐在那里等待滅亡，確實很愚蠢。但從天下的角度來看，當眾人都在追逐智謀和戰功，幾乎和那些憑借武力爭斗的人沒什么區別時，公孫述能在眾多人中保留一部分禮樂制度，讓后世的君王有所參考，從而成就一代的治理，這也不能說他沒有功勞。馬援是個灑脫豪爽的人，他斥責公孫述為井底之蛙，后世的人因為馬援的貶低，幾乎把公孫述和孟知祥、王建相提并論，這不是太冤枉他了嗎？
漢朝的國運中途衰落，公孫述儲備了文物等待劉秀；五代時期社會動蕩，李氏（可能指南唐李氏 ）儲備了文化藝術等待宋太宗。他們的功勞都不可忽視。宋朝失去汴梁后，鐘律等文化制度就失傳了；后來南都淪陷，渾儀也被毀壞，如果當時有公孫述這樣的人，就不應該像李業、王皓、王嘉那樣固執地拒絕他。
漢高祖劉邦剛進入關中時，約法三章，規定“殺人者死”，不需要考察具體情況，一律處以重刑。當時天下正處于混亂之中，百姓對戰爭習以為常，為了報仇或爭奪利益而相互殘殺的情況屢見不鮮，用死刑來統一規定，不容許再復查，約法雖然寬松，但唯獨在這一點上非常嚴格，目的就是為了制止殺戮。
王嘉在漢元帝、漢哀帝時期，減輕了一百一十五種死刑的刑罰，其中有四十二種情況，親手殺人的罪犯可以減死一等。建武年間，梁統認為刑罰太輕，主張恢復舊制。刑罰的制定真是難以權衡??！同樣是殺人，原因卻各不相同。有的是積怨已久、心懷狠毒，為了貪圖利益、爭權奪勢，趁著便利殺害他人；有的是雙方相互敵對，不是我殺你，就是你殺我，偶然獲勝后殺了對方；有的是一時憤怒，雖然沒有殺人的意圖，但力氣太大，不小心擊中要害，導致殺人。這三種情況，根據情理來定罪，怎么能一概而論，沒有區別呢？然而，如果制定法律說：要考察殺人的具體情況來量刑。那么狡猾的百姓就會用巧妙的言辭為自己開脫，訟棍會歪曲事實為其作證，受賄的官吏會借此徇私舞弊，法律就會大亂。刑罰的制定真是太難了！
法律應該統一，統一的法律才能不可侵犯，以此來治理天下，讓人們敬畏。所以殺人者死，這一點絕不能含糊其辭，以免開啟奸邪之門；至于要如何慎重地考慮民情，讓死刑犯死而無憾，這就取決于執法的人了。要深入了解百姓的情況，最重要的是挑選合適的刑官，讓他們依據情理來斷案?！渡袝氛f：“對于故意犯罪的，即使罪行輕微也不能放過；對于過失犯罪的，即使罪行嚴重也可以赦免?！惫室夂瓦^失的區別，難道僅僅是指在帷幕外射箭，不知道帷幕里有人，結果射死了人這種情況嗎？被人蠻橫地侵犯，對方懷著殺害自己的心思而來，自己僥幸獲勝才免遭殺害，追究事情的起因，被逼迫到這種境地的情況，也屬于過失犯罪；突然發怒，雙方身體強弱有別，對方要害部位來不及躲避，不幸導致殺人的，也屬于過失犯罪。君王在上面制定統一的法律，不設立減死的條款；刑官在心中權衡，充分考慮情理的差異。那么對于那些故意殺人的，按照故意犯罪的條款處置；對于那些不幸殺人的，謹慎地按照赦免過失的規定處理。法律不被歪曲，刑罰就能公正合理，這取決于執法的人，而不是事先就能制定好具體的規則。
法律既然已經統一，那么依靠執法者的憐憫和寬恕，法律還能得到執行嗎？其實也是有辦法的。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，必須在天子的朝堂上裁決，這樣對于判罰失誤的情況，無論是重罪輕判還是輕罪重判，都要對相關官員進行處罰，以此來警示官員不能隨意違背法律。既讓官吏有酌情寬大處理的權力，又在事后嚴格追究輕判的責任，那么除非是那些輕視官位俸祿、心懷惻隱之心的仁人，否則沒有人能不心存警惕，隨意減輕對罪犯的處罰而破壞法律。那些官員難道會無緣無故地放縱罪犯，讓自己遭受處罰嗎？如果不是因為有人請托，就是收受了賄賂，在朝堂上公正地討論裁決，就能杜絕這兩種弊端，那么在法律之外給予的仁慈，可以由賢能的官吏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，又怎么能忍心看著一個人死去，緊接著又讓另一個人遭受同樣的命運呢？有人說，如果殺人可以不死，人們就會相互殘殺，永無止境，其實不必擔心。即使罪犯被減死，也會受到各種刑罰，戴上刑具，被關押在監獄，或者被流放服勞役，度過余生，除非是那些積怨極深、心懷貪念、爭權奪勢的惡人，誰會樂意這樣，還會不顧一切地去殺人呢？
治理盜賊的方法，最好是采取寬松的策略；那些一開始采取嚴厲手段的，最終往往還是要寬松處理。盜賊剛作案時害怕被抓捕，勢力強大時就會反抗，弱小的時候就會驚慌逃竄，隱藏起來，讓人難以找到他們的蹤跡。對他們寬松一些，他們反抗的氣勢就會減弱，無法長時間隱藏，就會再次在鄉里活動，這時候一個人就能輕易抓住他們，官吏也不用擔心因為抓不到盜賊而獲罪。人都有厭惡盜賊的心理，又怎么會放縱他們呢？只是因為一開始追捕太急切，反而迫使盜賊反抗、逃竄隱藏，官吏害怕抓不到盜賊而被治罪，就不敢去揭發，這樣盜賊就會越來越多，逐漸發展成大的禍患，百姓因此受苦，國家也會因此滅亡。
劉秀的法律規定，官吏即使有拖延、回避、故意放縱盜賊的行為，也暫時不予追究，只看他們抓捕盜賊的成效。州牧、太守、縣令等官員如果因為膽小怯懦不敢抓捕盜賊，也不會被治罪，只根據抓獲盜賊的數量來評定政績的優劣。只有隱瞞包庇盜賊的才會被治罪。這是非常好的法律，只是愚蠢的人長久以來都沒有施行。
張純、朱浮商議宗廟的制度，他們認為按照禮法，作為人子侍奉大宗（宗法制度中嫡長子一系為大宗 ），應該降低對自己親生父母的祭祀規格，請求廢除舂陵節侯以下的四代親廟，用先帝的四座宗廟來代替。劉秀壓抑自己的情感，聽從了他們的建議，按照昭穆制度把自己的牌位放在元帝之下，而在章陵祭祀自己的親人。這雖然杜絕了后世那些只為自己親人謀私利的行為，但從禮法的角度來看，并不完全恰當。
作為人子，必須有受命的情況，才會出繼給他人做后代。在家族內部，要接受父親的命令；在家族外部，要得到所繼承家族父母的接納，就像漢哀帝與漢成帝的關系那樣。所以漢哀帝尊定陶王為皇，卻因此與漢成帝斷絕了關系，這是不對的。如果在家族內部沒有得到父親的命令，在家族外部也沒有得到所繼承家族的接納，只是因為自己的意愿和臣民的擁戴就繼承他人的統緒，這種情況只有天子的族子，以國家社稷為重時，才可以不推辭，但這與那些有受命情況而出繼的人是不同的。為什么呢？父子之間的恩義，不能因為自己的利益和臣民的擁戴，就輕視自己的親生父母，也不能謊稱所繼承的家族有命令讓自己出繼。更何況劉秀的興起，是憑借武力討伐篡位的逆賊，恢復了漢室宗廟，他出生的時候與元帝駕崩的時間相隔很久，怎么能隨意歪曲事實呢？漢成帝、漢哀帝、漢平帝沒有盡到做君主的責任，可以廢除他們的宗廟。元帝在昭穆制度中是劉秀的父輩，而且沒有失德的行為，不毀掉他的宗廟，將其列入宗廟祭祀是可以的；但把元帝當作自己的繼父并將其作為宗廟祭祀的對象，這是不可以的。劉秀的功德足以讓他的親人顯耀，南頓令以上的先輩，雖然沒有積累太多的恩澤，但追溯自己的出身，他們比遠祖組紺（周文王的祖父 ）還要親近。尊貴的人自然尊貴，親近的人自然親近，為人子的不能把不屬于自己的尊號加在親人身上。所以組紺的祭祀，可以使用天子的禮樂，但不追封王號。那么南頓令以上的四代宗廟不應該廢除，只是不適合加上皇稱罷了。后世的禮儀，形勢和道理都與古代不同，難以照搬前代相似的制度，關鍵是要理解其中的深意。劉秀的情況，是三代以來都沒有過的，七廟的制度，不一定要嚴格仿照周朝，節侯以下的先輩與元帝以上的先輩一起祭祀，即使超出了七廟的數量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唯一的難題在于合祭（祫祭 ）的時候。但如果按照昭穆順序，君主在前，臣子在后，跟隨太祖一起合祭，這也是符合禮法和道義的，怎么會和漢哀帝尊崇定陶王、歐陽修尊崇濮王、張孚敬尊興獻王為帝那樣，擾亂名分、傷害倫理呢？
至于張純和朱浮所說的大宗，就更加荒謬了。大宗，并不是指天子?！抖Y記》說：“別子（嫡長子以外的兒子 ）成為祖先，繼承別子的人成為宗。”大宗的傳承是百世不變的；而天子的皇位，是父死子繼，兄終弟及，甚至本支斷絕后由旁系親屬繼承，國家滅亡后由宗室子弟復興，并不遵循固定的世次順序。所以天子剛剛興起的時候，同母的弟弟可以成為大宗。尊貴的人繼承皇位，親近的人繼承宗族。宗，是一個姓氏中獨尊的一支；皇位，則是天下共同尊崇的。很明顯，天子并不等同于大宗。如果大宗沒有后代，就從大宗的支子中按順序挑選繼承人，依次延續百世，這樣昭穆順序就不會混亂，所以以大宗為重就要斷絕私情。天子并不在宗子的傳承序列里，繼承皇位，和繼承大宗不一樣，不必拘泥于昭穆順序，孫子可以繼承祖父的皇位，叔父也可以繼承侄子的皇位。假如漢朝設立大宗，并且只有高帝的支子一脈相承，那么就算天下滅亡，大宗也不會斷絕，但這樣王莽就無法篡位，劉秀也不可能繼承皇位了。張純和朱浮沒有仔細研究《周禮》，把大宗和皇位混為一談，這與周朝的制度相悖，更何況是漢朝呢？他們見識短淺、孤陋寡聞，僅憑意氣就想改變當時帝王的制度，這和歐陽修、張孚敬的觀點一樣，都犯了錯誤，走向了同樣的歧途。
王氏家族帶來的災禍太嚴重了！劉秀在經歷了無數次戰斗后，才延續了漢朝的統治。他本應吸取之前的教訓，為后世留下好的家法。臨終前囑托太子時，難道就沒有可以托付國家的忠臣嗎？然而他卻只看重陰識、陰興。陰識雖然賢能，但誰能保證他不會像王莽當初那樣表面恭敬，實則心懷不軌呢？就算陰識沒有偽裝，又怎能保證后世的外戚都像他一樣呢？就好比喝了毒堇僥幸活下來，卻又喝了更毒的冶葛，最終導致竇氏、梁氏、鄧氏、何氏等外戚相繼專權，使漢朝走向滅亡。劉秀如此英明，卻在借鑒歷史教訓這件事上如此糊涂，這是為什么呢？
劉秀更換太子，是因為他感情用事，無法克制自己的偏愛。滿朝大臣都不敢勸阻，除了郅惲這樣的諂媚之人，沒人支持他的決定。像張湛這樣的人，甚至選擇潔身引退，以此來表達自己的不滿。東海王雖然賢能，郭況雖然富有且安于現狀，但劉秀還是不能放心，他周旋于東海王和郭氏之間，想盡辦法讓各方相安無事，這并非是真正的公正無私。于是他整天擔心漢明帝的皇位不穩，想依靠陰氏家族作為輔佐。所以后來他病重時，讓陰興接受顧命，擔任侍中，甚至還想讓他做大司馬，把國家托付給他。
唉！人一旦在天倫之情上有了私心，任用私人恩寵，那么無論是天子還是普通百姓，都很容易違背正道，為國家和家庭的衰敗埋下隱患，這能不謹慎嗎？最終劉秀駕崩后，山陽王劉荊果然借助郭況的力量起兵叛亂，可見劉秀依靠陰氏家族穩固太子勢力的擔憂并非多余。然而，過度擔憂是錯，不擔憂也是錯；擔憂能避免一時的禍患，卻給后世帶來了危險，還不如不擔憂。
漢朝打通西域，說是為了“斬斷匈奴的右臂”。這不過是君主掩飾自己貪利、喜好建功的心思，臣子隱藏自己邀功請賞的目的，找的借口罷了。西域哪里算得上是匈奴的右臂呢？班固說：“西域各個國家，都有自己的君主和首領，兵力分散且弱小，無法統一，雖然名義上歸屬匈奴，但并不親近依附，匈奴能從他們那里得到馬匹、牲畜、毛氈等物品，卻不能讓他們與自己一起進退?！边@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分析。
再考察張騫、傅介子、班超征服西域的過程，他們帶領的人不過幾十人，屯田的士兵也只有幾百人，卻能殺掉西域各國的國王，攻破他們的國家，在那里自由行動，而西域各國卻不敢報復。像這樣的情況，西域能幫助漢朝制衡匈奴嗎？還是能聯合匈奴來危害漢朝呢？而且匈奴侵犯漢朝的時候，從遼東到朔方，綿延數千里，都可以隨意入侵，又何必繞到玉門關以南，跋涉萬里來窺視河西地區呢？所以漢武帝、張騫的說法明顯是夸大其詞。劉秀關閉與西域的往來通道，說：“你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道路?！彼宄乜吹轿饔驅h朝的影響不大，所以果斷做出了決定。
夷狄如果對中原構成威脅，防范他們的時候，即使勞民傷財也不能顧慮太多，而且謀劃必須周全。但如果他們不會造成危害，卻只是想從他們那里獲取利益，那么即使看似沒有付出太多辛勞，災禍卻可能已經潛伏，即便暫時沒有憂患，所付出的辛勞也已經讓人難以承受了，明智的人明白這個道理。宋朝先是被金國滅亡，后來又被元朝滅亡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。利用夷狄攻打夷狄，只會被狡猾的夷狄嘲笑，王化貞的愚蠢，帶來的流毒真是太慘痛了！
劉秀對功臣的恩情極為優厚，給他們崇高的地位，讓他們生活安穩，名聲也得以保全，然而唯獨對馬援有些寡恩，不過這或許也是馬援自己造成的吧！
為國家盡心盡力，最終卻遭到懲罰的人，有的是因為被人嫉妒他的強大，有的是因為別人厭惡他的傲慢，而馬援并非如此，他只是讓劉秀感到厭煩罷了。老子雖然不算真正領悟大道的人，但在為人處世方面卻有獨到的見解。他說：“功成名就之后，要適時隱退。”這大概是他洞察了自然規律中事物屈伸變化的道理，從而說出的關于如何進退的智慧之言。馬援平定隴地、蜀地，北御匈奴，南定交趾（今越南一帶 ），他的功績已經足夠，難道還不應該停止嗎？武谿發生叛亂時，劉秀憐憫他年老，不想讓他前往，馬援卻堅決請求出征。天下已經平定，他的功名也已經確立，保全自身來報答父母，安享祿位來擁戴君主，難道非要馬革裹尸才覺得滿足嗎？劉秀由此覺得他不懂得自重；不懂得自重的人，正是英明君主所厭惡的。人們或許會說：如果不是貪圖戰爭中的財物，為什么這么大年紀還在戰場上奔波，不知道適可而止呢？后來馬援被誣陷與明珠有關，這并非毫無緣由。年紀大了卻還不知滿足，驅使士兵去實現自己的意愿，確實容易讓人厭煩。所以他死后名聲受損，家族也幾乎不保，他違背了自然規律中事物興衰變化的常理，不懂得順應時勢進退，好戰嗜殺，忘記了自己應有的本分，這就是所謂的“違背天理”。老子的話，難道會欺騙我們嗎？
《易經》所傳達的道理，既確立了根本，也強調要順應時勢?！叭r”的含義十分精妙，有時需要積極進取，把握時機，但如果時機還未到就過早懈怠，這不是真正的“趣時”；有時需要退而等待時機，如果時機已經過去還在勉強為之，這也不是“趣時”?！兑捉洝氛f：“太陽西斜，此時如果不敲著瓦盆唱歌，就會因衰老而嗟嘆，這是兇險的?！闭f的大概就是馬援這樣的情況吧！
事情困難卻用簡單的方式處理，往往會失?。皇虑楹唵螀s把它想得過于復雜，同樣也會失敗。把困難的事情簡單化，失敗后能意識到事情的難度，或許改變策略還能取得成功；把簡單的事情復雜化，如果不趕緊悔悟并暫且放下，原本簡單的事情也會變得困難，災禍也不會停止。
武陵蠻發動叛亂，劉尚率領的軍隊全軍覆沒，馬成接著去平叛卻毫無成效，馬援在壺頭與叛軍對峙，結果士兵死了大半，馬援自己也因此喪命。等到馬援死后，軍隊疲憊不堪，既無法繼續作戰，又不能撤退，看起來隨時都可能全軍覆沒；然而宗均卻以地方長官的身份，只用一封書信就成功收服了叛軍，眾多蠻人歸順，他整頓軍隊凱旋而歸，這是多么容易的事?。∑鋵崳@件事的容易，難道是到現在才變得容易的嗎？在劉尚、馬援那個時候，早就可以輕易地讓叛軍屈服，只是那些貪圖功勞、喜歡殺戮的人不明白這個道理罷了。如果不是宗均，讓疲憊的軍隊與蠻人繼續死戰，蠻人拼死抵抗，再次打敗我們的軍隊，即便他們因饑餓而困乏，其反抗的力量也會比之前強大十倍。
唉！一個地方發生叛亂，只要圍而不攻，就能輕松平定，不需要耗費太多精力。但平庸的臣子卻夸大叛亂的形勢，擾亂朝廷的判斷，盲目地與那些心懷不軌的敵人拼命，一次又一次地潰敗，反而助長了敵人的氣焰，使局勢像燎原之火一樣失控，最終釀成大禍。國家淪為廢墟，百姓遭受異族統治，那些挑起禍端的人，即使死了也無法彌補他們的罪責。
漢朝下詔讓南單于遷居到西河美稷（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 ），人倫的敗壞就是從這時開始的。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懷有侵犯我們的心思，還因為讓他們與我們近距離生活，逐漸習慣彼此的存在，風俗會受到不良影響，婚姻關系也會變得混亂，人們的服飾、飲食變得奢靡，五帝、三王所開創的天下秩序逐漸瓦解，國家的統治權轉移到外族手中，人們卻對此習以為常，不覺得可恥，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卻看不到潛在的危險。他們的武藝和智謀，有時我們比不上，他們偶爾表現出的小恩小惠，會讓我們覺得他們似乎比我們優越；愚昧的百姓會輕視他們，狡猾的百姓會利用他們，甚至當時的一些賢能豪杰，也會順應這種趨勢，追求新的局勢。就這樣過了上千年，人們都快忘記自己原本的族屬了。臧宮、馬武請求北伐，劉秀說：“我擔心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?！奔热蝗绱耍瑸槭裁催€要把他們引入到自己的內部呢！
漢明帝聰明敏捷有余，但含蓄寬容不足。劉秀選拔了師儒，用六經的教義來培養他們，這個想法是正確的。然而張佚、桓榮卻無法勝任。難道當時就沒有隱居的豪杰，堅守先王的學說，等待被人發現，成為帝王的老師嗎？還是有這樣的人，只是劉秀沒有發現并任用他們呢？
怎么知道張佚、桓榮不稱職呢？劉秀想讓陰識做太子的老師，張佚嚴肅地提出反對意見，這是正確的。劉秀于是把太傅的任命改為張佚，除非是圣人以順應天命自居且毫無疑慮，或者是與皇室關系親密、與太子休戚與共且無法推辭的人，否則一般人是不適合接受這個任命的。張佚卻從博士的職位上被破格提拔，接受任命時毫不謙讓，這樣的人怎么能成為帝王的老師呢！桓榮接受少傅的車馬印綬后，向學生們展示，得意洋洋地說：“我今天所得到的，都是研習古事的功勞，你們能不努力嗎！”懷有君子謀道之心的人，聽到這樣的話，能不羞愧得滿臉流汗嗎？這樣的人又怎么能成為帝王的老師呢？
唉！為師之道的艱難，從《易經》蒙卦的卦象中就能看出來。人心的險惡，沒有比在面對利祿得失時更明顯的了；只有具備像艮卦所象征的那種止欲、安靜守正的品德，克制欲望，內心平靜，忘掉自身的得失，忘掉他人的評價，然后才能像夏楚（古代學校體罰學生的工具 ）那樣樹立威嚴，教導貴族子弟。老師以身作則，用誠心感化學生，彰顯品德和威嚴，堵塞學生心中的貪婪和暴戾，讓他們在仁讓的氛圍中相互學習。所以說：“在蒙昧之時培養純正的品德，這是圣人的功績。”自身行為不端正，又怎么能教導別人呢？桓榮和張佚只是抱著一本經書，想以此來提升自己的地位，想要打動太子，讓太子忘掉權勢、崇尚美德，這怎么可能做到呢？幸好漢明帝不像漢成帝那樣昏庸，否則，桓榮和張佚的表現，又怎么能比張禹好呢？所以說：“能自己找到好老師的人可以成就王業。”劉秀重視對太子的教育，太子也尊重老師，但最終得到的結果卻不盡如人意，這大概就是王道難以興盛的原因吧！
在北郊祭祀土地神時，用祖妣來配祭，這是漢朝混亂的典制。劉秀因為呂后幾乎讓劉氏江山陷入危險，就改讓薄后配祭，這是錯上加錯。呂氏的品德，確實不配配祭土地神，可薄后就完全勝任，沒有一點不足嗎？開國君主的配偶配祭上天，沒有瑕疵，不是因為她能幫助君主奪取天下、造福子孫。當天下大亂，百姓生活困苦，三綱五常遭到破壞，上天都無法讓人們恢復善良的本性；殘暴的統治剝奪了人們的住所和食物，戰爭使人口減少，大地都無法讓人們安居樂業；這時帝王興起，誅殺惡人，消除隱患，用武力治理國家，期望不再有戰爭，用刑罰治理國家，期望不再有刑罰；讓饑餓的人有飯吃，寒冷的人有衣穿，使四處離散的人能夠安居樂業，人們得以擁有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這些關系，相互親近、相互禮讓；帝王代替上天安撫百姓，彌補天地的不足，臣子們推崇帝王的配偶配祭上天，認為這樣能與上天的意志相通。母后，只是帝王一家的女性長輩，在宗廟中配祭祖先，已經能讓她的私恩得以彰顯。她所處的位置并非適合配祭土地神的位置，這個位置是君主授予的；她的品德也未必符合配祭的要求，皇后被稱為百姓的母親，但母道其實是君主的職責，并非皇后的職責。呂后不配配祭土地神，薄后難道就能勝任嗎？所以說這是混亂的典制。
象（舜的弟弟 ）不仁義，舜卻不能不認他這個弟弟；丹朱（堯的兒子 ）不成器，堯也不能不認他這個兒子，天倫關系是上天賦予的，不是人能夠隨意給予或剝奪的。夫妻之間的關系，是接受父母的命令而結合的，舉行了隆重的婚禮；如果因為某種原因要解除關系，也應該遵循相應的原則，由丈夫來決定。作為子孫，如果擅自決定長輩的祭祀地位，自己的行為不合道義，又怎么能治理好國家，讓天地神靈信服呢？文姜（魯桓公的夫人 ）行為不端，《春秋》記載時仍稱她為“夫人”。魯僖公把成風（魯僖公的母親 ）的神主遷入太廟，貶低哀姜（魯莊公的夫人 ），《春秋》記載為“用致”。呂后的罪過，應該由后世的公論來評判，不是子孫能夠隨意貶低的；薄后不是高帝的正妻，這也不是子孫能夠隨意決定的。劉秀在高廟祭祀時，讓薄后代替呂后配祭，還僥幸認為死去的先君不會知曉，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。舜無法讓瞽瞍（舜的父親 ）不把象當作兒子，劉秀難道能讓高帝不認呂后為妻嗎？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（前燕皇帝慕容暐的母親 ），崔鴻批評他以兒子的身份廢除母親的地位，導致他的兒子慕容寶殺害母親時毫無顧忌。君主為子孫留下家法，順應天理，人情自然會順暢，大義也會得到彰顯。如果說劉秀這樣做是為了警示后宮，可東漢的災禍，最終還是由外戚造成，他的做法只是引發了禍亂，又有什么益處呢？所以說這是錯上加錯的行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