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月初三，武昌知府衙門的青磚地上，十口朱漆木箱依次排開，箱蓋掀開的瞬間，霉變的賬冊味混著油墨氣撲面而來。林則徐握著旱煙桿的手緊了緊，望著滿地堆積的“火耗銀”記錄，忽然聽見窗外算學吏的算盤聲密如急雨——那是李煌帶著二十個數據房吏員在現場核賬。
“林大人，這是近三年的火耗明細，”武昌知府擦著汗遞上賬冊，“每兩稅銀加耗三錢，實乃慣例……”
“慣例？”嘉慶帝突然從屏風后走出，指尖劃過賬冊上的“耗羨歸公”條目，“雍正爺推行火耗歸公，是讓你們在正稅之外再加二成五？”他的目光掃過“漢陽府火耗銀年均二十七萬兩”的記錄，想起前世看過的“雍正新政”，聲音陡然冷下來，“這些銀子，夠養多少綠營兵？”
林則徐的旱煙桿“當啷”落在青磚上。他沒想到皇帝會微服至此，更沒想到賬冊上的數字能讓新君如此精準地戳中要害。李煌趁機呈上《火耗與民生背離圖》，墨線在紙上游走：“皇上請看，火耗率高的州縣，流民率必高——漢陽府火耗二成五，流民竟占三成。”
“傳我的話，”嘉慶帝盯著知府煞白的臉，“即日起停征火耗，改發‘養廉銀’——按數據房的‘民生安全度’評級發。”他從袖中掏出一張黃紙，上面畫著后世的“薪酬-績效”模型，“流民率每增一成，養廉銀減半成；糧價每穩一季，加一成。”
知府撲通跪下：“皇上，祖制……”
“祖制？”嘉慶帝冷笑，指向賬冊里的“和珅黨羽”印記，“和珅倒了，他的黨羽還在拿火耗銀買官——數據房算過，湖北官員七成出自和黨。”他轉向林則徐，“林大人，用你的‘滾單法’徹查，每筆火耗都要注明去向，敢有虛增一錢，火漆印牒伺候。”
所謂“火漆印牒”，是數據房新制的三聯單，每筆賦稅需商民、官府、數據房三方用密紋火漆封印，缺任何一聯便作無效。林則徐撿起旱煙桿，望著皇帝袖口露出的算盤圖案，忽然明白：這場清理不是簡單的反腐，而是要將賦稅納入數據監管的軌道。
深夜，武昌布政司衙署，嘉慶帝盯著李煌核出的“火耗銀虛增四成”數據，忽然想起后世的“財政透明化”理論。“告訴數據房，”他在“養廉銀條例”上批注，“以后州縣官離任，需留《火耗明細圖》，紅筆標虛增，藍筆標民生——就像匠人留的工號，一目了然。”
李煌記錄時，注意到皇帝用“圖”而非“賬”，這是典型的現代管理思維。更讓他吃驚的是，皇帝竟要求將火耗數據刻在縣衙門口的石碑上，“讓百姓都看得懂算盤”——這分明是后世的政務公開理念。
次日，漢陽府衙前，新立的“火耗清厘碑”被百姓圍得水泄不通。算學吏用朱砂在碑上畫著柱狀圖：“這是前任知府的火耗銀，二成五用在衙門，一成五進了腰包……”話未說完，人群中有人喊：“現在沒火耗了，稅銀咋算？”
“按《民生稅則》算！”陳阿福舉著新制的青銅量斗出現，斗身刻著“數據房監造”的火漆印，“畝產十擔以上的上田，稅銀一錢；中田八分……”他袖口的匠人徽記閃著光，“皇上說了，多收的糧，算學吏給你刻在田契上。”
嘉慶帝站在街角，看著百姓摸著石碑上的算學公式，忽然對林則徐說：“火耗不只是銀子，是人心。”他指向遠處正在繪制的“湖北民生熱力圖”，紅色區域已開始褪色，“當百姓看見火耗變成養廉銀，變成修橋鋪路的磚石，算盤就成了他們的秤桿。”
黃昏，林則徐送來密報：“查出前任知府將火耗銀半數存入和記錢莊，換得‘商股身契’。”嘉慶帝冷笑，展開和珅商業網絡分布圖，漢陽府的紅點格外刺眼：“通知李煌，順藤摸瓜，把這些‘隱身股’都算到數據房的賬上——商人逐利沒錯，但要讓他們知道，刀子比算盤更鋒利。”
歸程中，嘉慶帝摸著袖中準備的“財政公開條例”，上面用蠅頭小楷寫著“歲入歲出，逐月公示”。他知道，火耗清厘只是開始，當每一筆銀子都在算籌上清晰可循，當每一級官員都明白“數據房的算珠比御史的彈劾更厲害”，大清的吏治，才真正開始透明。
雪早已化了，武昌的柳絮漫天飛舞。數據房的吏員們正在整理“火耗清厘成果表”，李煌看著“湖北賦稅透明度提升三成”的記錄，忽然想起皇帝在乾清宮說的話：“算籌不只是算錢，是算人心向背。”此刻，他終于明白，那些復雜的算學公式背后，藏著的是一個帝王想要擦亮整個王朝的決心。
這一晚，漢陽府的百姓發現，縣衙門口的石墻上多了幅彩繪：算學吏捧著算盤，工匠舉著量斗，農民扛著墾荒犁，共同托著一輪紅日——那是陳阿福特意畫的“數據治世圖”，而圖中最醒目的，是嘉慶帝親手寫的八個大字：“火耗歸公，算盤歸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