封爵和賞賜，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權力，不只是用來駕馭臣下，還關乎端正君主的地位、凝聚天命。接受或推辭封爵賞賜，是臣子安身立命的氣節，不只是為了自身的操守，也是為了讓君主安心、遠離災禍。所以，有些賞賜不能隨意給予，有些爵位不應輕易接受，這樣國家才能安寧。在王朝建立之初，君主和開國大臣為了平定天下的戰亂而努力。到了王朝中期，外有敵寇，內有奸賊，危害國家，殃及百姓，大臣代替君主前去討伐，平定叛亂，安撫百姓，讓天下得以安寧。在這兩種情況下，君主封爵不是出于私心，臣下接受也當之無愧，霍光難道是這樣的嗎？
??昌邑王被廢，對霍光來說是一件不幸的事。當初，霍光廢長立少，沒有慎重選擇就擁立昌邑王，這是他的過錯。一開始不謹慎，輕易把天下交給不賢之人，之后又做出廢黜君主這種非同尋常的舉動，以臣子的身份廢掉君主，樹立自己震撼世人的威嚴。至于迎立漢宣帝，本就是因為宣帝與皇室親近且賢能，這是順理成章的事，并非霍光可以論功的理由。漢宣帝為了表彰定策擁立的功勞，給霍光加封二萬戶食邑，另外封侯五人，封關內侯八人。漢宣帝這樣做，違背了為君之道。他作為漢武帝的曾孫，遭遇家族變故，憑借賢能被擁立為帝，這是他應得的。但他卻把這當作意外之福，感激擁立自己的人并給予厚賞，照這樣下去，那些覬覦皇位的人，豈不是可以用封爵賞賜來換取天下人的歸附，皇位也就危險了。封爵賞賜實行后，漢宣帝的即位也變得名不正言不順，就像是用封爵賞賜換來的皇位。霍光沒有引咎自責，回應嚴延年的指責，反而心安理得地接受賞賜，毫不推辭，后來還為霍山請求五等爵位的榮耀。這樣看來，霍光廢黜昌邑王，竟是為了邀功請賞，這和司馬昭、蕭道成因篡權而受賞，苗傅、劉正彥冒險以求僥幸的行為有什么不同呢？
??有人評價霍光 “不學無術”。學習是為了什么呢？學習可不是為了了解古今的成敗，從而精通趨利避害的手段。諸葛亮說過：“不淡泊名利就無法明確志向。” 又說：“學習必須要靜下心來。” 只有保持淡泊和寧靜，才能培養廉恥之心，明確取舍的標準，彰顯忠孝的志向，讓天性純粹，遠離功名利祿。所以，這樣的人無論身處富貴還是貧賤，都能堅守自己的操守，即使面臨危險也無所畏懼，立下震動世人的功勞，也能問心無愧。這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沒有私欲，所以內心平靜。能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志向，世俗的風氣無法改變他，妻子兒女也不能擾亂他。君主順應天命，沒有私心；臣子盡忠職守，實現志向而不被困窘。霍光不學習，就是沒能學到這些。如果不學習這些，卻只鉆研權術，想著如何巧妙地躲避災禍、追求利益，那就像曹操，他曾說自己到老都好學，可還不如金日磾看起來愚笨，卻暗合正道。
??漢宣帝想要尊奉漢武帝為世宗，為他設立隆重的祭祀儀式，這有些過頭了。不過，他的過錯屬于 “君子之過”，是因為對祖先太過尊崇。夏侯勝卻公開指責這件事，好像漢宣帝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。子貢說：“厭惡那些把揭發別人當作正直的人。” 說的大概就是夏侯勝這樣的吧！《春秋》的原則是 “為尊者諱，為親者諱”。《春秋》用來判定亂臣賊子的罪行，流傳后世。魯桓公、魯宣公都是弒君自立，《春秋》記載時卻隱晦其辭，因為君主是尊貴的，祖先也是親近的，沒有不敬愛自己的尊長和親人，卻能秉持天下公論的人。
??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。假如有人在夏侯勝面前數落他祖父和父親的過錯，夏侯勝還能安然地聽著，那他和禽獸又有什么區別呢？可夏侯勝卻毫無顧忌地指責自己的君主，這就和告發父親偷羊還自以為正直的人一樣，簡直滅絕天理。如果說漢武帝奢侈放縱，沒有給百姓帶來多少恩澤，這是萬世不變的公論，后人自然會根據事跡評判他的功過。就像鯀因為治水不力，雖然他是大禹的父親，也不能因為他是先帝就掩蓋他使家族衰敗的惡行，我們不效仿他就好了。把公正的評判留給后人，保全對君主的恩禮，盡到做臣子的本分，這才是恰當的做法，顛倒行事就會引發混亂。夏侯勝厭惡漢武帝對天下百姓沒有恩澤，自己卻對君主無禮，漢宣帝按大不敬的罪名懲處他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？
??霍光死后，魏相得到重用，這是后世大臣興衰、國政變更、人才升降的開端。霍光也不是完全聽不進別人意見的人，嚴延年在朝堂上彈劾他，他沒有治罪；田延年參與了廢立皇帝的大事，他也沒有偏袒。他的悍妻毒死皇后，他也曾想過揭發，只是猶豫不決，沒能下定決心。之前規定上書的人要先把副本交給領尚書事的人，然后再上奏，霍光這樣做是為了吸取昌邑王的教訓，讓年幼的君主能明辨是非，只是他沒有充分了解漢宣帝的英明，做得有些過頭了。魏相在霍光掌權的時候，如果認為這個規定不妥，他可以向霍光上奏，建議廢除副本制度；也可以在朝堂上公開提出，讓漢宣帝下令霍光廢除。作為臣子，如果言論符合國家的綱紀大義，就不應害怕困難，更何況霍光還不是那種聽不進意見、故意違抗的人。魏相卻等到霍光死后才說這件事，可見他的內心并非純粹的忠誠。后世那些借助詆毀舊丞相來樹立新黨派的行為，其實是魏相開的先例。這就相當于把國家變革的權力交給了大臣，君主只能等大臣死后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張。這樣一來，君臣之間產生隔閡，朋黨之爭興起，國家大事頻繁變動。到了宋朝，宰相一更換，天子甚至要為此更改年號。權臣們看到這種情況，就會貪戀權位以避免災禍，培植黨羽以求自保，勢力此消彼長，國家也因此衰敗。這種危害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沒有，漢高祖、漢文帝、漢景帝、漢武帝時期也沒有。所以說，這種危害是從魏相開始的。
??而且魏相得以晉升，靠的是許廣漢的推薦，他的仕途起伏都受外戚的影響，自己無法掌控。司馬光奉宣仁太后之命廢除新法，章惇、邢恕還拿宮廷之事作為攻擊的借口，更何況是通過外戚的關系當上丞相的人呢？君子在剛開始進入仕途時，一定要謹慎，哪怕只是稍微偏離正道，都不能去做。春秋時期，不依靠大夫的勢力就能建立功名的，只有顏回、曾參、冉求、閔子騫等人。在漢朝，不依靠外戚的勢力，后世不依靠宦官的勢力而有所成就的人，太少了。這是關乎風俗正邪、國家治亂的大事啊！
??路溫舒主張緩刑，這不如鄭昌提出的制定明確法律的建議。漢宣帝下達了寬大處理的詔書，但關于刑罰的爭議卻越來越多，這是因為君主的決策引發了問題。當時法律條文繁雜，獄吏可以借此為自己的濫權行為找借口，即使天子每天親自過問案件，百姓還是會蒙冤而死。法律的門類繁多，同一件事，從這個角度可以定罪，從那個角度也可以定罪，量刑的輕重全憑獄吏的主觀意愿，賄賂的多少也會影響判決結果，他們一旦認定一種說法，就堅決不肯改變。于是，獄吏和有關部門爭論法律的適用，有關部門和廷尉爭論，廷尉又和天子爭論，各方的爭辯無法平息，誰的權威都無法壓制對方。那些狡猾又強硬的獄吏堅持自己的主張，即使天子英明，廷尉謹慎，最終也無法戰勝一個獄吏的奸詐，讓無辜的人擺脫陷阱。就算每年派遣使者去審查案件，以示對百姓的關懷，也只會讓那些大奸大惡之人通過請托關系逃脫法律制裁，對貧苦弱小的冤民沒有任何幫助。只有像鄭昌說的那樣，制定明確不可更改的法律，由君主統一掌控，才能杜絕天下酷吏和受賄的弊端，這就是鄭昌的主張成為萬世合理用刑準則的原因。
??法律的制定是有限的，而人們犯罪的方式卻層出不窮。想用有限的法律去涵蓋無窮無盡的罪行，這確實難以做到。于是，法律之外又有案例，案例之外還有皇帝批準的詔令，都是為了盡可能地懲治各種罪行，戰勝世間的邪惡。結果法律的旁支越來越多，卻還是擔心不夠完備。古代先王用有限的法律來懲治無窮的罪行，難道不明白這個道理嗎？他們認為，對于危害國家、殘害百姓、敗壞風俗的人，嚴懲那些情節嚴重的，按照現有的法律就足夠了，這樣就能平息天下的禍亂。至于那些意外發生、沒有規律的罪行，世間并不常見，如果不符合法律規定，可以等他們的罪行成熟后再進行懲處，實在不忍心對一同生活在世上的百姓，進行無端的揣測，提前謀劃如何處置他們。法律簡潔，刑罰就會清明；刑罰清明，定罪就會公允；定罪公允，百姓就會敬畏法律，這樣就足夠了。
??而且，古代先王在讓百姓遵守規矩、消除他們的奸惡行為時，還會先進行教化，關愛培養他們，并不只依靠法律。所以，即使有詳細完備的法律，有時也不會使用，這不是因為他們的智慧不夠，需要后人來補充完善。然而，后世的儒生，對惡行過于痛恨，不審慎思考就走向了申不害、韓非的嚴刑峻法之路。無知的百姓，只圖一時的痛快，稱頌那些嚴苛執法的官吏神明，卻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最終會害了自己。唉！真是可悲啊！
??霍光的災禍，在他陪漢宣帝乘車前往高廟祭拜時就已埋下伏筆。司馬光說：“霍光長期掌握大權，卻不知道主動避讓。” 確實如此。不過，霍光陪漢宣帝乘車是在漢宣帝初次拜謁高廟的時候，那時他還沒有歸政，災禍卻已潛伏。就算他主動避讓，也會有人懷疑他心懷不軌。一旦有讒言和奸賊挑撥，朝堂上的大臣就會離心離德，他的子弟又不謹慎，就像竇融那樣，最終也難以避免災禍，主動避讓又怎么能挽救呢？霍光陪漢宣帝乘車時，漢宣帝為什么會對他產生懷疑和畏懼呢？張安世也參與了廢立皇帝的事，漢宣帝卻不猜忌他。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霍光在言行舉止間，給人一種壓迫感，他自己卻不知道，漢宣帝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，產生了疑慮。
??子夏問孔子什么是孝，孔子說：“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顏悅色是最難的。” 這道理難道只適用于子女對待父母嗎？君主役使百姓，朋友之間交往，賓主之間應酬，話還沒說，事還沒做，就已經能影響彼此的情緒了。只有人的精神和氣質，無法在短時間內強行控制，卻能贏得人心。《詩經》說：“溫和恭敬的人，是德行的根基。”德行的作用巨大，而溫和恭敬就是它的基礎。溫和恭敬，是仁愛外在的體現，仁愛從內心表達出來，德行就有了踐行的依托，這難道是淺顯的道理嗎？孔子說：“朋友之間相互切磋，和和氣氣，這樣才可以稱作是士。”這里說的可不是諂媚奉承。內心寧靜的人，神態自然恭敬；胸懷寬廣的人，神色自然溫和。能為世間做好事卻不自我夸耀，德行廣博且能感化他人，用寬容的心態處世，用仁愛堅守本心，通過學習來提升修養，這樣心中充滿和氣，外在也顯得溫和有禮。唉！這哪里是霍光能做到的呢！霍光立下了震動當世的功名，把國家大事當作自己的責任，憑借意氣來實現自己的志向，可意氣用事時就難以克制自己，不一定是驕傲，但神氣已經外露，所以君子對這樣的行為很是憂慮。
??周公身處危難、受人猜疑的境地，依然謹慎行事；孔子侍奉昏庸的君主，舉止從容。他們雖然功勞蓋天下，卻能一生承擔起治理國家的重任，而且始終沒有憂患。周公和孔子的境界難以企及，那些德行比不上他們卻想努力效仿的人，或許可以聽聽曾子對孟敬子說的話！注重自身修養，遠離粗暴傲慢，用內心控制情緒，用正道引導內心。有小心翼翼的謹慎，才會有溫和恭敬的品德。即使面對猜忌心重的君主、心懷嫉妒的小人，也能讓他們的惡意消除，彼此相處融洽。所以君子修養自身，不是為了裝出莊重的樣子來迎合他人。如果度量不寬廣，志向不堅定，想要不像霍光那樣下場都難，這可不是輕易能做到的啊！
??世俗的詆毀和贊譽，難道能盲目聽從嗎？趙廣漢是個嚴厲苛刻、喜歡苛求細節的官吏，他因私怨殺害榮畜，還試圖動搖宰相的地位。國家有這樣的臣子，就會損害國家的根基，敗壞社會風氣，簡直無法挽救。然而，他被下獄時，數萬名官吏和百姓守在宮闕前號啕大哭。世俗之人只貪圖小恩小惠，不明白大局，像蜜蜂一樣一擁而上，相互煽動，陷入迷惑，這真是亂世的風氣啊！
??那些無知的小民，貧窮的嫉妒富有的，弱小的怨恨強大的，嫉妒別人富足，還幸災樂禍，古代把這種人稱作“罷民”（疲困之民）。富人和強者不體恤貧窮弱小的人，還憑借權勢欺壓他們，確實有罪。但是，窮人因嫉妒而驕橫，因貪婪而心懷怨恨，雙方互相妨礙、互相怨恨，他們的惡行其實是一樣的。奉公守法的官吏會安撫弱小的百姓，教導強大的人收斂，鼓勵貧窮的人努力生存，這樣富人的勢力自然會受到抑制，這難道不是治理的正道嗎？然而，等到社會安定、風俗改變，百姓卻感受不到官吏的恩德。酷吏出現后，利用百姓的這種心理作威作福，嚴厲打擊富人和強者，那些貧窮弱小、不努力自立的“罷民”就會為此感到痛快。趙廣漢就采用了這種手段，他任用那些無所顧忌的年輕人，遇事就一哄而上，敢于殺戮，以此來換取“罷民”的贊頌。于是百姓就認為貧窮弱小是值得慶幸的事，卻不知道自己幸災樂禍，養成了懶惰懈怠的習性，最終無法擺脫貧困和死亡。其中那些狡黠的人，還會變得陰險殘忍，窺探別人的過錯并加以攻擊，彼此仇恨、相互殘殺，不鬧到天下大亂不會罷休。愚昧的百姓哪里懂得這些，他們以為酷吏是在幫助自己，實際上那是酷吏設下的陷阱。他們被鼓動著紛紛響應，還把酷吏當作父母一樣依靠。其實那不是父母，而是酷吏用來驅使他們互相攻擊的惡犬罷了！
??漢宣帝以嚴苛著稱，卻首先誅殺了趙廣漢這樣嚴苛的官吏，可還是有人認為趙廣漢被冤枉了。世俗的觀念真是太能迷惑人了，歷經千年都沒有改變，竟然到了這種地步！包拯受到重用時，有見識的人都擔心會引發禍亂，君子的遠見卓識，早就不是平庸之人能理解的了。
??蕭望之不得善終，也是他咎由自取！漢宣帝想要任用他為宰相，先讓他去處理一些政務，派他出任左馮翊（今陜西大荔縣一帶），他就生氣地稱病辭官。漢宣帝派金安上去開導他，他才肯赴任。蕭望之要是有羞恥之心，聽到金安上的開導，應該羞愧而死。
??世道衰落的時候，那些號稱君子的人，表面上故作廉潔，內心卻貪圖榮華富貴，遇到高位就爭著去做，地位低就推辭不就。爵位俸祿，是上天規定、君主掌控用來封賞的。蕭望之仗著自己精通經術、擅長上奏議事，就認為自己理應得到尊貴榮耀的職位。照他這樣的想法，面臨生死存亡的大節時，他能不貪生怕死、不貪戀富貴，去保衛國家社稷嗎？他自己地位低下，卻把祿位看得很高，想要得到不屬于自己的東西，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和卑鄙的小人有什么區別，這樣的人又有什么事做不出來呢？他有時表現得剛直，不過是害怕違背名義，用傲慢的態度來顯示自己了不起，并不是心里真的認為某些事可恥而不去做。君主輕視他，小人挾制他，他最終免不了災禍，不也是應該的嗎？漢武帝因為汲黯有這樣的性格而輕視他，始終不重用他，汲黯卻能得以善終，漢武帝可以說是善于駕馭臣子了。漢宣帝好言開導，讓蕭望之變得更加驕縱，這可不是蕭望之的福氣。
??一個人內心的寬厚或刻薄，也需要見識和能力相互輔助。見識短淺，就容易被眼前的利害所迷惑；能力薄弱，就會過度畏懼和逃避。如果無端地被利害關系迷惑，又過度地畏懼逃避，那么在君臣、父子之間也會變得刻薄殘忍，毫不顧惜。
??張敞不是昌邑王的舊臣，漢宣帝對昌邑王有所猜忌，就派張敞去暗中觀察他。張敞巧妙地誘導昌邑王，讓他把狂妄愚蠢的話都說出來，然后報告給漢宣帝，消除了漢宣帝的猜忌，昌邑王后來還被授予侯爵，得以善終，這就是張敞的厚道之處。徐鉉是李煜的大臣，南唐滅亡后他投降了宋朝，宋太宗派他去窺探李煜的情況，他卻把李煜心懷怨恨的話報告給宋太宗，導致李煜因此喪命。徐鉉對待李煜的態度，和張敞對待昌邑王相比，誰才是真正應該在生死之際保護君主的人呢？而且宋太宗的寬厚仁愛，還比不上猜忌心重的漢宣帝。徐鉉要是稍微暗示李煜，讓他說些恭順的話，再以此向宋太宗報告，難道就一定會惹宋太宗生氣嗎？就算是投降的臣子，也應該有點良心吧。徐鉉卻親自充當殺害舊主的幫兇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沒有別的原因，張敞明白臣子侍奉君主的大義，能引導君主寬厚待人，賢明的君主也必定會深深理解他，這是因為張敞見識高超。而且張敞在面對寵辱禍福時，很少有畏懼和顧慮，他意志堅定。而徐鉉懦弱又愚蠢，遇到困境就不知所措，最終他也因為這件事被宋太宗輕視，得不到重用。小人違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他人，又有什么好處呢？
??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并堅守原則，就算稱不上忠臣孝子，在面對大義時，也能有足夠的余地保全自己。如果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又不能克制自己，就會拋棄君主和父母，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而做出錯事。像徐鉉這樣的人，要求他像張敞那樣行事都做不到，更何況是比張敞更高的要求呢？所以君主選拔臣子，士人結交朋友，對于那些見識淺薄、意志軟弱的人，最好遠離他們。不然有朝一日，他們可能就會像拿著利刃相向的仇人一樣。
??尹翁歸去世后，家里沒有多余的財產，漢宣帝賜給他兒子黃金百斤用來祭祀，對朱邑也是如此。這不僅僅是賜予錢財，更是至高無上的榮耀。所以豐厚的俸祿，不是士人報答君主忠誠的期望，但卻是激勵士人的關鍵。如果只要求人保持清廉的節操，卻不考慮他們祭祀祖先、奉養父母、養育妻子兒女的生計。就算有幸得到廉潔的士人，也大多是苛刻寡恩、嚴苛瑣碎、傷害百姓元氣的狹隘之人，甚至會淪為酷吏，而且這樣的人還很難得。而那些搜刮百姓來致富的人，卻毫無顧忌地以此為借口，毫無羞愧之心。唐宋以前，朝廷賜予的俸祿和賞賜都很豐厚，對這些方面考慮得非常周全，這還保留著古代先王的遺風。
??到了蒙古統治時期，為了滿足私利而削減官員俸祿，明朝洪武初年，也沒能改變這種情況。官員一年的俸祿都不夠維持生計，賞賜也很少超過百金，就算有一百個像軒輗（為人廉潔）這樣的人，也無法治理好天下，更何況三百年里只有一個軒輗呢？當城池快要淪陷，君主面臨危險時，問那些官員怎么辦，他們可能會說自己連保命都來不及，哪還顧得上別的。到那時，誰還會在乎國家呢！
??漢朝人學習古人卻沒有掌握正確的方法，做出一些奇特而不合常理的行為，結果反而喪失了志向。比如韋玄成逃避繼承父親的爵位，假裝瘋癲，胡言亂語，他這是在做什么呢？道德是要靠自身來承載的，他這樣侮辱自己，裝瘋賣傻，還怎么能踐行道德呢？箕子假裝癲狂，那是在特殊的時期。虞仲剪斷頭發、紋身，這已經不對了，他是為了逃到句吳（今江蘇蘇州一帶），入鄉隨俗以求安穩，并非故意這么做來引人注目。即便如此，他這樣損傷身體、羞辱親人的行為，還讓后世子孫背上了僭越華夏正統的惡名。而且古代的諸侯和漢朝的諸侯不一樣。古代國人擁戴諸侯，大夫們也支持，除非諸侯明確表示自己不能做君主，否則是推辭不掉的。可韋玄成呢，他為了避開兄長而不接受爵位，本可以堅守道義，向天子請求，再三推辭后就不會被勉強，何必用裝瘋賣傻這種自辱的方式來驚動世人呢？丞相史責備他說：“古代的辭讓，一定有值得稱道的道理和意義，才能流芳后世。”這話說中了韋玄成想留名后世的私心，還勸他要有正當的理由。韋玄成聽到這樣的話，能不羞愧嗎？士人堅守不被羞辱的氣節，就算不幸因此而死，也要像大海中的礁石一樣堅定，向天下彰顯大義；而從容辭讓這種事，又有什么是迫不得已的呢？為了辭讓而失去常態，違背自己的本性，真是太愚蠢了！韋氏家族世代研究經學，韋玄成卻做出這樣的蠢事。學習本是為了啟迪智慧，可那些不善于學習的人，反而變得更加愚蠢；可見漢朝人專注于研究經學、抱殘守缺的學風，把人局限在狹隘的范圍里了。
??史書記載漢宣帝元康年間，連年豐收，一石谷子只賣五錢，還把這當作祥瑞，這大概是史家的夸張之詞，也可能只是某個郡縣糧食積壓，當地的郡守縣令不懂得調節，才出現了這種情況。一個農夫辛勤耕種，上等的收成一年能收獲五十石就很不錯了。一年到頭辛苦勞作，卻只換來二百五十錢的收入，而商人經商，一個月就能盈利五萬錢，能儲存一萬石糧食，這樣一來，誰還會愿意在田間辛勤耕種呢？金錢和糧食，關系著百姓的生死存亡。假如農民遇到婚喪嫁娶的事，稍微花費一百錢，就相當于用掉了二十石糧食的積蓄，一旦遇到災年，他們又有多少人能不被餓死呢？所以善于治理百姓的君主，會設立常平倉儲存糧食，實行糧食互通買賣的政策，以此應對水旱災害，讓遠近各地的百姓都能受益，使金錢和糧食都能滿足百姓的需求，百姓的生活富足，生產生活都能順利進行，這樣百姓才能生存下去。那些迂腐的儒生，整天足不出戶，還以為百姓只要有糧食吃飽就滿足了；他們難道就沒想過，百姓沒有布帛就無法抵御寒冷，沒有鹽、酪、蔬菜、肉類就無法下飯，沒有醫藥就無法贍養老人、醫治疾病，沒有農具就無法耕種、做飯，如果讓他們處在這樣的境地，能忍受嗎？
??趙充國對付羌人的策略，是對付狡猾的少數民族剛剛興起時的絕佳方案。少數民族狡猾且剛興起時，鋒芒銳利，一心想著取勝，根本不擔心失敗。因為不擔心失敗，所以他們會拼死作戰，難以抵擋。而他們不擔心失敗，就說明他們無法持久作戰，一旦受挫就容易潰敗。他們人數少，物資儲備不豐富，盟友也不堅定，而中原的官吏和士兵對他們也不是特別畏懼。綜合這些因素，對付他們，防守比進攻更有利，這是不變的道理。
??狡猾的少數民族剛興起時力量很弱小，可中原王朝卻常常因此陷入困境。有些君主和將領，要么被他們的氣勢震懾，嚇得人心惶惶；要么輕視他們，導致國家的策略搖擺不定。其實他們哪有能力讓我們陷入困境呢？要是貿然和他們交戰，一旦失敗，他們就會脅迫我們的士兵投降，掠奪我們的糧草，占據我們的險要之地，這樣他們的勢力就會越來越猖獗。那些支持他們的人，會更加堅信他們必定興盛，從而加強彼此的勾結。我們派出大軍前去征討，卻只能潰敗而歸，這樣一來，中原官吏和士兵的士氣就會像被雷霆擊中一樣低落，喪失斗志。所以趙充國采取穩重的策略，讓我方官吏和士兵清楚地看到羌人貧困弱小的狀況，讓羌人求戰不得。他們地盤越來越小，糧食一天天耗盡，戰爭持續，勢力也逐漸衰落，盟友開始產生懷疑，內部人心離散。如果能采用這個策略并堅持下去，不出十年，羌人的問題就會像春天的堅冰一樣自然化解。
??即便如此，一個人制定好的策略，要讓后人繼承執行卻很難。羌人不知羞恥，陷入困境就一定會投降，但投降后又很容易再次反叛。如果趙充國還未年老，肯定會有辦法懲治并瓦解他們，但辛武賢之流卻做不到，所以羌人的禍患在漢朝一直沒有斷絕。然而，如果沒有趙充國，羌人給漢朝帶來的禍患，小則像宋朝的元昊那樣，大則會像北魏六鎮之亂，而北魏就是因為六鎮之亂走向了滅亡。
??漢宣帝下詔責備趙充國說：“將軍不考慮國家的費用，想要用幾年的時間來戰勝敵人，要是每個將軍都這樣，誰不愿意呢？”唉！這都是那些見識短淺的臣子迷惑平庸君主的話，會引發無窮的禍患。幸好趙充國堅持自己的主張，沒有被這些話動搖，不然漢朝就危險了！
??治理國家的人，在外患內亂的情況下，不得已才發動戰爭。既然是不得已，那就不能期望很快結束戰爭；既然不得已，想要結束戰爭，也只能通過持續作戰來實現。為什么呢？因為實在沒有別的辦法，拿出全國多年積累的財富，用在戰爭上，百姓雖然會勞累，也不得不承受；國家雖然會空虛，也不得不面對。那些見識短淺的臣子，用在家里算計柴米油鹽的心思來為國家謀劃，平庸的君主卻相信他們是在為國家擔憂，禍患就這樣產生了。掌管財政的官員不積極運輸物資，還忌憚邊疆將領以戰爭為由催促，那些辦事不力的官員，害怕承擔后續的責任，還有狡猾的小吏、疲憊的百姓，一唱一和，鼓吹盡快結束戰爭，禍患就這樣形成了。那些盲目追求戰功的將領，迎合朝廷吝嗇的旨意，指責老成持重、深謀遠慮的將領耗費國家財力、毒害百姓，提出迅速蕩平敵人的策略，禍患就這樣變得更加嚴重了。
??趙充國到達金城（今甘肅蘭州一帶）是在神爵元年六月，他整頓軍隊凱旋是在神爵二年五月，只用了一年時間羌人就土崩瓦解。所以他之前說要用幾年時間戰勝敵人，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說法，也是擔心事情不能很快成功，那些見識短淺的庸臣會拿之前的話來指責他。顯然，他并非真的要讓國家耗費數年的財力、讓百姓勞累，事實很清楚了。國家沒有老臣，平庸的君主和見識短淺的臣子就會誤國，真是太可悲了！他們害怕幾年的辛勞，急于求成，結果一敗涂地，導致數十年戰爭不斷、災禍連連，國家真的變得空虛，百姓也陷入困境，盜賊趁機而起，最終國家走向滅亡。用農夫和小商販計算柴米的淺薄智慧，就把天下給葬送了，真是悲哀啊！
??漢宣帝非常重視郡守的職責，所以這一時期涌現出很多優秀的循吏，龔遂、黃霸、尹翁歸、趙廣漢、張敞、韓延壽等人都聲名遠揚。考察他們治理地方的得失，趙廣漢、張敞、黃霸都喜歡用權術，還打著正道的幌子。趙廣漢和張敞嚴厲苛刻，喜歡用刑殺來治理，黃霸則多有虛偽粉飾的行為，他們或寬或嚴，手段不同，但急于求名的心態卻是一樣的。韓延壽用禮儀謙讓來教化百姓，差不多接近君子的治國之道，然而他做得有些過頭，也有作秀的成分。尹翁歸雖然明察秋毫，但執法并不繁瑣；龔遂治理政務雖注重細節，卻能以寬松的方式治亂。在這幾個人當中，尹翁歸和龔遂相對更好一些。總之，這幾個人里，只有趙廣漢完全是俗吏的做派，卻最受世俗之人的贊譽；其余的人都用先王的禮教來裝點門面，所以當世的儒生認為漢朝的治理接近古代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??世俗的喜好和崇尚，往往會讓政治教化跟著變得浮濫；用禮儀條文來粉飾，其中的精妙內涵就容易被掩蓋。這兩者都能在短期內產生一些小的效果，然而先王移風易俗、根據人情制定禮儀的美好品德，卻從此在天下消失了。挽救這種局面的辦法大概只有“簡”了。所以孔子在談論治理百姓的道理時，特別強調“簡”的重要性，因為不能只依靠權術治理國家，也不能一味地追求百姓的贊譽，先王通過中和之道涵養百姓的教化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實現的。
??像趙廣漢這樣的人，實在不值一提。在他之后出現的包拯、海瑞，同樣不值一提。至于黃霸、韓延壽、尹翁歸，要是能遵循他們的做法認真去做，難道就一定比不上三代的治理嗎？然而，他們有的因奢侈而身敗名裂，有的因虛偽而遭人非議，為什么他們能在一時之間贏得百姓的好感，卻反而不如趙廣漢呢？即便如此，他們雖沒有真正踐行先王之道，但至少還保留了一些形式，讓先王的大道在天下不至于斷絕。和趙廣漢、張敞的行為相比，就好比是稗草和五谷，不能只以是否成熟來衡量它們的價值。那些心胸狹隘、急躁的人，只知道迎合世俗的好惡，雖然能在短期內見到效果，卻會對人心造成傷害，這種傷害歷經數百年都難以恢復，實在是太嚴重了！
??蕭望之說：“恩情足以讓孝子信服，道義足以打動諸侯，所以《春秋》贊賞士匄不趁別人國喪時發動戰爭。”于是他就想輔佐弱小的匈奴，救助他們的災患，讓匈奴尊崇中原的仁義，這怎么行得通呢？恩情可以讓孝子信服，卻無法讓夷狄歸心；道義能夠打動諸侯，卻不能感化夷狄。梁武帝在侯景走投無路時收留了他，最后卻死在臺城；宋徽宗在女真剛剛興起時和他們結盟，最后被囚禁在五國城。輔佐弱小的夷狄會讓他們變得強大，強大之后就難以控制；救助他們的災患會讓他們安定，安定之后就難以再動搖他們。漢朝和匈奴的關系，難道能和晉朝與齊國那樣，是通過婚姻、盟會結成的友好鄰邦嗎？蕭望之對《春秋》的解讀，實在是大錯特錯。
??蘇威用“五教”（父義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）來督促百姓，結果百姓心生怨恨；黃霸把推行教化的條款上奏給朝廷，用來考核郡國官吏，百姓卻對他贊頌有加。黃霸是用賞賜來誘導官吏，而蘇威是用懲罰來督促百姓，所以百姓對他們的態度截然不同，但他們對治國之道的危害卻是一樣的。傳說中，有耕者在田界處互相謙讓，行人在路上互相讓路，東西掉在路上都沒人撿的情況，一些傳記里記載這些來夸贊圣人的教化；然而在《詩經》《尚書》等經典記載中，孔子及其弟子的論述里，卻從未提及這些。所以在描述太平盛世的百姓時說“士愨女憧”，意思是百姓樸實真誠，不喜歡虛偽造作。因此孔子說：“禮不要求庶人全都做到，刑不施加于大夫。”禮不能期望庶人完全遵守，就像大夫不應該輕易受刑一樣。圣人的教誨，像日月星辰一樣明亮。
??孔子去世后，儒家的大義變得乖謬，微言大義也失傳了；諸子百家的言論，激昂慷慨，常常走向極端，就像佛教、道教的信徒，吹噓自己有無邊的功德，甚至說能讓天地日月都為之改變。圣人的教化，難道能期望天下所有人都能接受嗎？堯有不成器的兒子，舜有不恭敬的弟弟，周公有不仁道的哥哥，孔子也有難以教導的弟子，那些鄉野間無知的百姓，在道路上就能自然而然地符合道德規范，哪有這樣的道理呢？用法令制度來約束百姓，用刑罰來管制他們，用利益來誘導他們，百姓只會偽裝自己來逃避懲罰；這樣只會讓人們競相虛偽，這是君子所厭惡的。漢朝的儒生，言辭浮夸，義理詭異，這種風氣影響到在位的官員，他們沿襲這種風氣來治理國家。黃霸的行為不正，也是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。君子的治國之道，就像天地孕育萬物一樣，讓萬物各安其分，充分發揮它們的本性，這才是順應萬物的本性啊。
??耿壽昌提出的“常平”法，是對百姓有利的好辦法，后世卻沒有人能真正施行，宋朝人效仿這個辦法，結果演變成了“青苗”法，反而害了百姓。所以說，不是制定好的法律困難，而是執行的人難以勝任。夏、商、周三代實行分封制，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國家，地域狹小，人口稀少，事務簡單，想要施行“常平”法相對容易。然而他們卻沒有施行，是因為他們讓百姓的生計寬裕，百姓自然能自行調節，不需要君主過多謀劃。君主一旦謀劃，百姓就會把它當作必須遵守的法律；當作法律，百姓就會害怕而不愿意執行，那些狡猾的人還會趁機做壞事。所以三代的制度，是讓百姓富裕，讓他們自己安排生計。即使是土地廣袤、人口眾多的國家，也無法提前計算幾十年的豐收和歉收情況，然后早早制定制度。
??郡縣制的時代，國家的財賦范圍更廣，各地的民情各不相同，怎么能用統一的方法來治理呢？那么，“常平”制度就不能實行了嗎？其實，“常平”法是有利于百姓的好辦法，為什么不能實行呢？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，斟酌當地百姓的需求，讓賢能的官員制定制度，鄉里的賢士大夫親自參與并堅守，這樣“常平”法可以施行百年而沒有弊端，但這不是天子能在全國統一推行的制度。耿壽昌施行“常平”法能取得成效，也只是把河東、上黨、太原、弘農（今山西、河南部分地區）的糧食運到京城，讓京城的糧食供應穩定罷了。
??漢宣帝臨終前，把輔佐朝政的重任托付給蕭望之，后來蕭望之被人誣陷致死，天下人都為他感到冤屈。其實，蕭望之是那種只能做一些小事，卻不能擔當重任的人。在漢宣帝時期，蕭望之多次提出建議，但大多是反對別人正確的觀點，肯定別人錯誤的看法，故意標新立異，他所堅持的正確未必是真的正確，錯誤也未必是真的錯誤。匈奴內部發生叛亂，群臣商議要趁機消滅匈奴，蕭望之卻說：“不應該趁著別人內亂而幸災樂禍。”呼韓邪單于前來朝見，丞相和御史打算把他的地位排在王侯之下，蕭望之卻認為：“用對待藩臣的禮節對待他，才是謙遜有福的做法。”韓延壽是個好官，蕭望之卻嫉妒他的名聲，揭發他的小過錯，把他害死。丙吉是賢能的丞相，蕭望之卻對他傲慢無禮，還倚老賣老地侮辱他。而且不止這些，他被派去補任平原太守，就向皇帝陳情請求留在京城；被任命為左馮翊，卻稱病不去赴任。看他的所作所為，明顯是想攬權自重，抓住別人的過錯不放手，在朝堂上挑起爭端，還憑借權勢來抬高自己。像他這樣的人，貪戀祿位、舍不得放棄的心思，早就被小人抓住把柄；他違背眾人意愿、刻意博取名聲的行為，也讓君子不信任他。他連自己都保不住，又怎么能輔佐年幼的君主呢？看到善事就像受驚一樣，看到不善的事就像見到仇人一樣，君子都認為這樣的人度量有限，不能擔當重任；更何況蕭望之認為的善不一定是真善，他認為的不善也不一定是真不善呢！
??漢宣帝任用蕭望之，是因為他精通經術嗎？蕭望之卻憑借著經術來滿足自己偏激、矯情的心理，王安石為人廉潔正直，卻因變法給天下帶來災禍，而蕭望之比王安石更加驕縱。是因為他的議論嗎？他的議論華而不實，看似有理，實際上卻行不通，這本來就是君子厭惡的。主父偃、徐樂的議論有時也接近正道，蕭望之跟他們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漢宣帝作為君主，自恃有才，喜歡剛愎自用，還喜歡聽別人的過錯來顯示自己的明察，所以他和蕭望之臭味相投。因為個人的喜好就把國家大事托付給這樣的人，國家不傾覆才怪呢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