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 萬里乾坤

第一章 萬里乾坤

永樂四年，明成祖朱棣詔建北京宮殿，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。紫禁城名稱借喻天象，占地七十二公頃，集各種建筑手法之大成，房屋總數(shù)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。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(nèi)廷兩部分。整個建筑規(guī)劃得井井有條，大殿富麗堂皇，氣勢威武，后宮陰柔秀美，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。

碌碌浮生五十年，追隨無計息塵緣。

放懷頓覺寰區(qū)窄，揣分應(yīng)慚雨露偏。

禁闕疏鐘催早起，客窗寒月照孤眠。

可能歸去西湖上，相逐漁翁踏釣船。

—— 于謙 《漫書》

自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以來，紫禁城便成為京城的象征。而皇城正南門大明門[1]則是紫禁城的門面，號稱“皇城第一門”，因與明朝國號同名，又稱“國門”。大學(xué)士解縉題門聯(lián)曰：“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。”

這處規(guī)制極高的城門位于北京城中軸線上，坐北朝南，是皇城與市井的分界，內(nèi)外相隔于此，儼然兩個世界。

大明門采用單檐歇山頂結(jié)構(gòu)，紅墻黃瓦，凝重莊嚴。門闕三間，東西一百二十尺，深四十四尺。門匾石刻，由青白石琢制鑲嵌而成[2]。大門兩旁有掖門，繞長廡，中抱大明殿丹墀之半。長廡左、右有文、武樓，樓與廡相連。門前繞漢白玉石欄，左右有石獅及官員下馬碑——至此處時，文官下轎，武官下馬，除皇帝、皇后、皇太后的龍車鳳輦外，其他人只能步行通過。

大明門正南側(cè)有天街，是一塊朝廷特設(shè)的商業(yè)區(qū)，四周圍以木欄，呈方格棋盤狀，故又稱棋盤街[3]。街道旁店鋪密布，“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，云集于斯，肩摩轂擊，竟日喧囂，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”。時人有詩云：“棋盤街闊靜無塵，百貨初收百戲陳。向夜月明真似海，參差宮殿涌金銀。”足見天街商賈薈萃，市井繁華。

大明門東、西兩面是千步廊，廊外是明廷中央官署所在地。按照“文東武西”的格局，東有吏部、戶部、禮部、兵部、工部、宗人府、翰林院、鴻臚寺、欽天監(jiān)、太醫(yī)院、上林苑監(jiān)、會同館等機構(gòu)，西面則是五軍都督府、太常寺、通政使司、錦衣衛(wèi)等。

諸多衙門中，最令人畏懼的莫過于錦衣衛(wèi)，幾達聞名色變的地步。之所以如此，不僅僅因為錦衣衛(wèi)是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親創(chuàng)的侍衛(wèi)禁軍，還因為它既不隸屬于刑部、都察院、大理寺三法司，亦不受五軍都督府節(jié)制，是只聽命于皇帝的偵緝機構(gòu)，有權(quán)秘密監(jiān)視朝中臣民的一舉一動，且設(shè)有專門的法庭和監(jiān)獄。

從職能上說，錦衣衛(wèi)充當著皇帝的心腹鷹犬，無事不監(jiān)，無人不察，且凌駕在法司法制之上，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。但這并不代表錦衣衛(wèi)將士盡是奸人鼠輩，他們也是朝廷正式在籍軍人，內(nèi)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。

當今司禮監(jiān)大太監(jiān)王振權(quán)勢熏天，仗著天子寵幸，干預(yù)朝政，胡作非為，且大肆排除異己，對不趨迎奉承他的大臣實行殘酷打擊。滿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禍上身，皆敢怒而不敢言。錦衣衛(wèi)校尉王永心同情無辜被關(guān)押迫害的大臣，對王振的暴橫心懷不平，不顧人微言輕，將王振罪行書寫成帖，張榜公布于大街上。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諾諾、爭相噤聲保命之舉，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氣格外可嘉。

可惜的是，王永心雖是匿名揭發(fā)，但仍被東廠偵緝者捕獲，移交三法司[4]處置。而刑部作為掌管全國刑罰政令及審核刑名的機構(gòu)，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壓力，以“妖言論斬”判處王永心死刑，用殘酷的磔刑將其肢解處死。王永心雖死，其名不衰，有人趕在官府抄沒王家前搶先接走了王氏獨生愛子王安便是明證。但王永心其他親眷仍受到牽連，男子充軍邊關(guān)，婦女則沒入官中。時人深為嘆息之余，對錦衣衛(wèi)的印象也有所改觀。

今日的錦衣衛(wèi)官署格外安靜。明日是孫太后生辰，英宗皇帝朱祁鎮(zhèn)特準百官放假[5]三天，以示普天同慶之意，錦衣衛(wèi)既是天子近衛(wèi)，輪班值守，當然不在放假之列，不過大多數(shù)人都趕去了東郊圓覺寺[6]，太后、皇帝正率領(lǐng)皇親國戚到那里祈福賀壽，平日喧囂的官署難得清閑了下來。

負責值守衙門的是年輕的千戶朱驥。他出身武官世家，武藝不凡，祖父、父親皆是錦衣衛(wèi)官員，父親朱護還坐到過錦衣衛(wèi)指揮的高位。朱驥以父蔭入仕，初為百戶，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，又為償還母舅債款而弄得落魄潦倒，俸祿難以自給，他能夠擺脫窘境，有今日風光，全仗五年前娶了現(xiàn)任兵部右侍郎于謙愛女為妻。

于謙字廷益，號節(jié)庵，浙江錢塘[7]人。于謙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過明朝的兵部主事，后調(diào)任工部主事。于謙算是出身官宦之家，自小志向遠大。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畫像，于謙十分欽佩文天祥的氣節(jié)，一直把那幅畫像掛在書桌邊，并且題上詞，表示要向文天祥學(xué)習(xí)。

永樂七年（1409年）大年初一，杭州巡按按當?shù)貞T例出行游街，一路上浩浩蕩蕩，好不威風。一個騎馬的孩子忽然沖了出來，橫沖直撞，沖散了隊伍。巡按十分惱怒，責問那個孩子為什么要在大街上亂闖。那孩子從容地答道：“千里馬急欲上進，一時難以收韁啊。”語意雙關(guān)。

巡按大為稱奇，有心試試那孩子的才華，便口出一聯(lián)道：“紅孩兒騎馬過橋。”那孩子馬上對道：“赤帝子斬蛇當?shù)馈！?/p>

巡按見孩子竟然懂得用漢高祖劉邦斬白蛇起義的典故作對，愕然叫絕。這孩子便是于謙，當時只有十二歲。

永樂十年（1412年），于謙十五歲，文章才華已極有聲譽，在地方上名重一時，因此被錄取為錢塘縣儒學(xué)生員。于謙喜讀先秦兩漢書籍及北宋名士蘇軾的文章，還選錄唐人陸贄[8]的奏疏，朝夕閱讀，研究古今治亂興衰的道理，“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”。

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,于謙舉進士，本為會試第一名，卻因“策語傷時”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。之后被任命為山西道監(jiān)察御史，上任不久，便開始以“廉干”著聞。明宣宗朱瞻基剛一即位，便留意到于謙的名字，遂于殿廷召對。于謙相貌英偉，善談吐，且聲音洪亮，每次上朝奏對公事，語言流暢，很有條理，個人感染力也非常強，朱瞻基很是喜歡。正好漢王朱高煦反叛，朱瞻基便任命于謙為御史，隨同自己御駕親征。

皇帝親自平叛，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，以前同意與漢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。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[9]。朱高煦見大勢已去，只得棄城投降。

朱瞻基為了羞辱叔叔，有意命于謙當眾數(shù)說朱高煦的罪行。于謙嗓音高亢，義正詞嚴，聲色俱厲，氣勢逼人。朱高煦伏在地上，汗流浹背，戰(zhàn)栗不已，只稱罪該萬死。三軍將士則個個精神振奮，激動不已。自此，朱瞻基便認定于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，可當大任。

于謙在此次平叛中以膽識過人而初露頭角，朱瞻基十分滿意，賞賜于謙與諸大臣相同。彼時顧佐[10]為都察院都御史，其人嚴明廉直，有“包青天”之稱，對諸御史管理督察極嚴，唯獨看重于謙，認為于謙才干比自己強。

次年，明廷正式設(shè)立“巡撫”，作為最高地方行政長官，其職權(quán)在都指揮使司、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。明宣宗朱瞻基欽點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兼巡撫[11]，負責巡按河南、山西二省。這樣，于謙一下子從七品升至三品，足見皇帝對他的極大信任。

于謙巡按山西、河南長達九年。巡按任上，先后平反冤獄數(shù)百起，倡建尚義倉[12]和平準倉多處，并督率官民增筑黃河堤障，以防水患，兩省因此大治。民間紛紛頌贊于謙，稱他為“于龍圖”。兩省流行著一首長達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謠，歌頌“天遣恩官拯二方”。這“恩官”，即是指于謙。

于謙在巡撫任上時，有青年狀告姊夫霸占田產(chǎn)。姊夫卻說岳父生前有遺囑，說兒子不是親生，不能享有田產(chǎn)，并當堂拿出遺囑念道：“非吾子也，家私田產(chǎn)盡付予女夫，外人不得爭論。”于謙取了原件，又問得青年名“非”，心知姊夫想獨占田產(chǎn)，判決時，念遺囑為：“非，吾子也，家私田產(chǎn)盡付予。女夫、外人不得爭議。”又考慮到姊姊及姊夫撫幼有功，仍判予十分之三的田產(chǎn)。一時傳為佳話。

當時，不僅貪官污吏聽到于謙的名字就膽破心寒，就連盜賊響馬聽到他的名字也遠遠避開。于謙率從人路過太行山時，為群盜持刀攔截。眾人嚇得不知所措時，于謙越眾上前，厲聲報出了自己名號。全副武裝的盜賊亦久聞于謙清名，當即聞聲而退，成為傳誦一時的佳話。

于謙居官清廉樸素，不饋贈權(quán)要，不拉攏私交。從宣德到正統(tǒng)初年，明朝中央內(nèi)閣的輔臣是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，身為元老大臣的三楊對于謙也相當敬重，因而于謙在山西、河南行政上的建議，多被朝廷采納。至于錦衣衛(wèi)千戶朱驥何以能成為這位名臣的愛婿，亦是錦衣衛(wèi)中廣為流傳的一段傳奇故事——

朱驥沉默寡言，表面不大合群，但其實面冷心熱，其人從不多事、遇事不縮的性格在錦衣衛(wèi)中十分討喜。又因父親朱護曾任錦衣衛(wèi)長官，厚待下屬，錦衣衛(wèi)同僚多對年輕的朱驥照顧有加。

再說于謙。正統(tǒng)年間，大宦官王振專權(quán)，作威作福，肆無忌憚地招權(quán)納賄。文武百官投其所好，爭相獻金求媚。每逢朝會，進見王振者，必須獻納白銀百兩，方保無事。進獻白銀千兩，始得款待酒食，醉飽而歸。而于謙每次入京奏事，從不帶任何禮品。有人勸他道：“您不肯送金銀財寶，難道不能帶點土產(chǎn)去？”

于謙灑脫一笑，甩了甩兩只袖子，道：“只有清風。”還特意寫詩《入京》以明志：

手帕蘑菇與線香，本資民用反為殃。

清風兩袖朝天去，免得閭閻話短長！

手帕、蘑菇、線香指進獻的禮品，于謙不屑送禮，稱自己唯有兩袖清風，此即為“兩袖清風”成語的來歷。詩成后，遠近傳誦。宦官王振聽到后，心中牢牢記住了于謙這個名字。

事隔不久，有同名御史于謙因接連平反數(shù)起大臣冤案而得罪了權(quán)貴，為避禍事，薦舉參政王來、孫原貞自代。王振以為此于謙即“兩袖清風”的于謙，竟以“久未升遷，心懷不滿”的罪名，將于謙逮捕下錦衣衛(wèi)獄，判處死刑。

山西、河南兩地百姓聽到于謙被誣陷下獄的消息，紛紛趕到京師上書，請求釋放于謙。王振雖然專橫，也知道群情激憤，眾怒難犯，又知道報復(fù)錯了對象，此于謙非彼于謙，且手下人沒有調(diào)查出他有什么把柄，只好將其釋放。但為了面子，又尋小過將于謙降官為大理寺少卿。

河南、山西兩地吏民很不滿意，集合了一萬多人聯(lián)名進京上書，聲勢浩大。身在兩省的宗室周王、晉王也提出相同的請求，終于迫使王振恢復(fù)了于謙官職。

于謙落難于錦衣衛(wèi)詔獄的兩個多月，朱驥暗中囑托獄卒予以照顧，但于謙本人并不知情。錦衣衛(wèi)指揮馬順是大宦官王振新安插進來的心腹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，只會溜須拍馬。他偶爾聽到了真相，又惱恨朱驥生父朱護在錦衣衛(wèi)中威名甚高，遂借故大肆打壓朱驥，將其排擠出衙門，改去負責京城街道房[13]事務(wù)。

正統(tǒng)九年（1444年）某日清晨，兵部右侍郎兼巡撫于謙自裱褙胡同[14]家中正衣而出，準備上朝時，正好遇到身穿錦衣衛(wèi)官服、佝背掃地的朱驥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于謙對朱驥產(chǎn)生了一種奇妙的好感，主動上前搭話，問了對方姓名，又道：“家有弱息，以奉箕帚，可乎？”

“弱息”即是于謙幼女于璚英。于謙與結(jié)發(fā)妻子董氏感情很深，未曾納妾，是當世罕見的一夫一妻。夫婦二人膝下僅一子一女，長子名于冕，字景瞻，時年二十三歲，已與提刑按察使司[15]副使邵悰之女結(jié)婚。次女名璚英，意為冰清玉潔般純美，時年十六歲，是于謙的掌上明珠。于謙為人秉直嚴肅，文章詩作述及兒子于冕時，均是勤于學(xué)業(yè)、砥礪名節(jié)之類的話語，然提到女兒于璚英時，則是脈脈溫情，充溢著慈父關(guān)切之心，與平日的持重形象判若兩人。

朱驥既知于謙視于璚英為珍寶，不知這位直名震動天下的朝廷重臣為何突然要將女兒下嫁給無權(quán)無勢無錢無業(yè)的自己，呆呆愣了許久，才愧謝不敢。然于謙非但不是玩笑，且主意已定，當日到官署后便請兵部右侍郎吳寧出面提親。朱驥惶然不敢拒絕，婚事由此而定。

于謙夫人董氏聞知后非常生氣，恚然道：“老悖生女不嫁官人，乃得窮軍耶？”

于謙也不與妻子爭辯，只笑道：“此事非你等女子所知。”

當年，十六歲的于璚英下嫁朱驥。成親當日，于璚英才認出新婚丈夫便是當年好心放自己入錦衣衛(wèi)大獄探望父親的武官，遂將此事告知了父母。于謙不由得感慨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董氏亦因而釋懷，自此視女婿為半子。

朱驥娶朝廷重臣愛女，成為轟動錦衣衛(wèi)的大事。錦衣衛(wèi)指揮僉事王林是大宦官王振侄子兼心腹黨羽，將此事報告了王振。王振雖不解于謙為何要將愛女下嫁不名一文的錦衣衛(wèi)百戶，但因于謙從未當眾忤逆他，甚至半句未提及當年蒙冤下獄之事，忽生出幾分籠絡(luò)之意，指令王林將朱驥破格提拔為千戶。

朱驥畢竟年輕，頗為惶恐，忙趕去征求岳父意見。于謙卻只是沉默不應(yīng)，既不支持，亦不反對，令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。朱驥與妻子商議后，再三辭謝，然始終難成。兼之朱驥武功、騎射均佼佼出眾，錦衣衛(wèi)中也有許多人支持他，遂升遷為錦衣衛(wèi)歷史上最年輕的千戶。

留在官署當值的朱驥看起來有些心神不寧，不斷絞著雙手，在堂中徘徊。忽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忙迎了出去，來者正是手下校尉袁彬。

朱驥忙問道：“可有找到人？”袁彬搖了搖頭，又道：“瓊娘說了，明日教坊司須得入宮表演，為太后賀壽，過了今晚，事情就再也瞞不住了。”

朱驥想了想，招手叫進副千戶白琦，客氣地問道：“我有點事要出去一趟，白大叔可否暫代我值一會兒勤？”

白琦年近四十，在朱驥初入行時帶過他，算是半個師傅，然錦衣衛(wèi)等級森嚴，對方目下既是他的上司，他亦不敢以師傅自居，忙躬身行禮道：“千戶有令，下官自當遵從。”

看到白琦誠惶誠恐的樣子，朱驥心里不知道為什么感到不大舒服，只是因為另有他人在場，也不好多說什么，只點了點頭，道：“有勞。”將當值官員持有的鑰匙和令牌一一交給了白琦，這才轉(zhuǎn)身走了出去。

時值七月，夏季暑氣余熱未盡，再經(jīng)明晃晃、火辣辣的日頭一照，愈發(fā)令人感到悶熱煩躁。

朱驥走出官署，一時難以決定該先往東還是先往西，便本能地伸手去遮擋住刺眼的日光。

校尉袁彬跟了過來，問道：“千戶是要自己去尋李小娘子嗎？”

朱驥未及回答，便有人遠遠叫道：“朱千戶！朱千戶！”

尖呼聲中，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直奔過來，卻是國子監(jiān)祭酒[16]李時勉的孫子李驥。

朱、李兩家私交甚篤，朱驥忙迎上前問道：“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李驥顧不得滿額汗水，只氣喘吁吁地道：“朱千戶……請你救救家祖……”

朱驥不解地問道：“李祭酒不是應(yīng)邀隨皇上去圓覺寺為太后祈福祝壽嗎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”

李驥哭喪著臉道：“家祖推謝未去……他在國子監(jiān)中被……被人……”一語未畢，竟坐到地上放聲大哭起來。

朱驥見問不出個所以然，料想必是李時勉出了大事，李驥才會如此失態(tài)，便低聲吩咐了袁彬幾句，命他嘗試到某處尋人，自己則攙起李驥，道：“走，我跟你一起到國子監(jiān)看看。”

剛走出棋盤街，便見到丘濬和林鶚聯(lián)袂趕來。丘、林二人均是國子監(jiān)監(jiān)生，因參加上屆會試未中而入學(xué)深造。丘濬與朱驥好友巡城御史[17]邢宥是同鄉(xiāng)，同為廣東瓊州[18]人，因邢宥之故，丘濬與朱驥也甚是熟稔。

朱驥見丘濬神色凝重，便料到對方與李驥一樣，同為李時勉而來，忙上前問道：“可是李祭酒出了事？”

丘濬點點頭，簡短地道：“適才忽然有錦衣衛(wèi)校尉趕來國子監(jiān)，稱李祭酒帶頭私伐樹木破壞公物，將他和司業(yè)趙琬、掌饌金鑒一并拿下，用大枷鎖了，押在國子監(jiān)門前示眾。”

朱驥聞言極為愕然，道：“今日我當值錦衣衛(wèi)官署，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呀。”

丘濬答道：“那些校尉是直接從東郊趕來的，說是奉了皇帝詔令。”

一直抹淚不止的李驥忽憤然插口道：“什么皇帝詔令，還不是因為家祖得罪過那位王先生，他成心報復(fù)。”

“王先生”即是司禮監(jiān)掌印太監(jiān)王振。他是有明以來地位最高、風頭最勁的大宦官，稱其權(quán)傾朝野毫不為過，只要有大臣得罪了他，便會遭到報復(fù)。前不久錦衣衛(wèi)校尉王永心僅因匿名張榜揭發(fā)王振罪惡，便被極刑處死，家眷均受到牽累。錦衣衛(wèi)大小官員也因管束下屬不力而受到訓(xùn)斥，除了王振親信指揮僉事王林及指揮馬順等人外，余人皆受到罰俸三月的處罰，也包括朱驥在內(nèi)。

朱驥一聽到“王先生”三字，轉(zhuǎn)瞬便明白了，忙問道：“有李祭酒破壞公物這回事嗎？”丘濬微一遲疑，即答道：“確實有。”

李驥嘶聲嚷道：“那難道也叫破壞公物嗎？”

林鶚忙解釋道：“丘兄的意思是，確實有李祭酒修剪樹木這回事，這才被人指控為破壞公物。”

原來今日國子監(jiān)也循例放假，大多數(shù)監(jiān)生都外出游玩，祭酒李時勉便想利用這一機會修剪彝倫堂[19]門前的樹木。他不顧七十余歲高齡，親自爬上梯子修剪枝椏，只為給蕓蕓士子們創(chuàng)造一個更加美好的讀書環(huán)境。不想李時勉忙活了大半天，人尚未從勞碌疲憊中緩過神來，便有錦衣衛(wèi)校尉趕到，手持刑具，以破壞公物的罪名將其逮捕，就地枷在國子監(jiān)大門前示眾。

顯然，王振派了人暗中監(jiān)視李時勉，想尋找他的過錯。但這位李祭酒一生勤勉正直，始終沒有落下把柄，想不到他今日趁假期親自出馬修剪國子監(jiān)樹木，竟會授人以“破壞公物”的口實。

李時勉名懋，字時勉，號古廉，以字行，安福[20]人。自小勤奮好學(xué)，七歲能背誦《四書》《五經(jīng)》，十二歲能詩會賦。于永樂二年（1404年）中進士，選庶吉士[21]，修成《太祖實錄》《永樂大典》后升為翰林侍讀。

李氏既有學(xué)識淵博的文學(xué)侍臣身份，本該一輩子雍容華貴，然其一生卻充滿了傳奇色彩——成祖、仁宗、宣宗祖孫三代皇帝皆欲殺他而后快，而李氏竟能不死，可謂百轉(zhuǎn)千回，命大福大。

明成祖朱棣起于北京，雖在南京登基稱帝，但一直有心遷回龍興之地。永樂四年（1406年），朱棣詔建北京宮殿，震驚世界的紫禁城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營建的。

紫禁城的名稱是借喻天象而來。古人將天上的星星分為三垣、二十八星宿。三垣包括太微垣、紫微垣和天市垣。其中，紫微星在三垣中央，因此成了代表天帝的星座，有“紫微正中”之說。而天帝住處名紫宮，皇帝既號稱“天子”，是上天的驕子，便模仿天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“紫宮”。自秦漢開始，皇帝居所又稱“禁中”，即不許人隨便出入之意，因而合稱為“紫禁城”。

紫禁城占地七十二公頃，集各種建筑手法之大成，房屋總數(shù)在初建時就有房舍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[22]。巨大的城池分為外朝和內(nèi)廷兩部分。南部外朝以三大殿奉天殿[23]、華蓋殿[24]和謹身殿[25]為中心，是皇帝舉行大典、召見群臣、行使權(quán)力的主要場所。北部內(nèi)廷以乾清宮、交泰殿、坤寧宮為中心，是皇帝和后妃們居住及皇帝處理日常政務(wù)的地方。后廷里帝后居中，東、西又各有六宮給嬪妃們居住。整個建筑規(guī)劃得井井有條，大殿富麗堂皇，氣勢威武，后宮陰柔秀美，每一處裝飾無不充滿了奇思妙想。

陰陽五行說滲透在紫禁城各個角落，可謂殫精竭慮。如五行學(xué)說認為土為黃色，代表國家，所以紫禁城屋頂多采用黃色的琉璃瓦；火能生土，火為紅色，所以宮殿柱子均用紅色，以示興旺發(fā)達之意。

要建造這樣一座皇城，代價可想而知。紫禁城施工期間，前后征集全國著名工匠十萬、民夫一百萬。所用材料運自全國各地，如木材來自湖廣、江西、山西等省；漢白玉石料來自今北京房山區(qū)；五色虎皮石來自薊縣的盤山；花崗石采自曲陽縣。宮殿內(nèi)墁地的方磚，在蘇州燒制；砌墻用磚是山東臨清所燒。宮殿墻壁所用的紅色涂料，原料產(chǎn)自山東魯山，加工在博山；室內(nèi)墻壁上的杏黃色顏料產(chǎn)自河北宣化的煙筒山；等等。

謹身殿后有一塊近三百噸重的云龍大石雕，從幾丈深的地方開采出來，運輸非常困難。當時剛好是嚴冬季節(jié)，于是民夫們沿途挖井，汲水潑路，用水結(jié)成一條冰路，將石頭放入旱船，在冰路上拉運。僅拉曳旱船就用了騾馬一千余頭，前后排成一里多長，人喊馬嘶，浩浩蕩蕩，熱鬧異常，然建造紫禁城的艱辛亦由此可想而知。

除了建筑花費太過浩大外，遷都還有許多實際問題。北京原為元代的大都，是典型的非生產(chǎn)型的消費城市。而元順帝妥歡帖木兒逃離大都時，脅迫大量居民隨行，大都人口因此而銳減，城市經(jīng)濟遭到嚴重破壞。在正式遷都前，朱棣不斷從南方遷徙富戶到北京，“以實京師”，北京人口才逐漸增多。遷都北京后，北京城居民絕大多數(shù)都是外來移民。

盡管如此，南北兩京的差距還是沒有辦法彌補。江南經(jīng)濟發(fā)達，歷來是中國賦稅重地。尤其是原先的京師南京地處江南中心地帶，城市整體經(jīng)濟水平遠遠高于北方城市。而北京地處內(nèi)地北部邊境，明朝建國后，與北元蒙古連年交戰(zhàn)，北京因此也成為國防前線的哨所，繁華富庶無論如何都不能與南京相提并論。但朱棣遷都決心已下，為此采取了種種措施。

當時連接北京與南方的經(jīng)濟通道，只有一條大運河。為了遷都需要，從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開始，朱棣命工部尚書不惜一切代價，浚通大運河。

在中國大地上，最浩大的工程莫過于長城和京杭大運河。大運河的開鑿有兩個重要的歷史時期，一是在隋朝，一是在元朝。隋煬帝楊廣開鑿的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，由余杭至涿郡[26]，長達四五千里，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工程之一。

雖然楊廣是出于玩樂的目的開發(fā)了大運河，但大運河卻成為南北交通的大動脈，對后世產(chǎn)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。唐朝詩人皮日休有《汴河懷古》一詩：

盡道隋亡為此河， 至今千里賴通波。

若無水殿龍舟事， 共禹論功不較多。

汴河即大運河。皮日休認為楊廣發(fā)動民眾連通京杭大運河對繁榮經(jīng)濟是有利的，如果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坐上龍舟到揚州去玩，那他的功績就足以和大禹治水媲美。

隋朝大運河溝通了南北，但卻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。元朝開通了濟州河、會通河、通惠河三段河道，使南北大體取直，不必再遠繞洛陽。但元朝因為運河水量不能很好調(diào)節(jié)，所以運河并未能發(fā)揮很大的作用。直到明成祖朱棣時期，才使大運河真正地暢通無阻。自此后，大運河幾乎完全承擔了南糧北運的任務(wù)，因而大運河的浚通，不僅在運河史上，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一個相當重大的事件。

營建紫禁城及浚通大運河開銷巨大，均是勞民傷財之舉，朱棣為此耗光了明太祖朱元璋三十年省吃儉用積累下來的國庫，上書反對的大臣前仆后繼，李時勉也是其中之一。

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紫禁城突然發(fā)生火災(zāi)，奉天、華蓋、謹身三大主殿一齊毀于大火。朱棣初登皇位時，曾對建文帝朱允炆舊臣大加殺戮，甚至發(fā)生了株連十族及瓜蔓抄的悲劇。一些大臣死得相當悲壯慘烈，其家眷均被送入教坊，每夜受到幾十名男子的凌辱，朱棣還親自監(jiān)督過問。

然殺人既不能獲得民心，還會落個暴君的形象，事后回味，手段強硬的朱棣一樣感到不安，他曾經(jīng)悄悄詢問身邊的大臣尚書茹常道：“朕毋得罪于天地祖宗乎？”意思是，我這樣做會不會得罪了天地祖宗。可見他雖然表面英武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，但內(nèi)心深處卻著實難安。朱棣后來的許多行為，都與這種憂懼的心理有關(guān)。

發(fā)生了三大殿著火事件后，朱棣未免有些惶悚，于是按照慣例命大臣們直言上書。群臣紛紛認為是遷都惹來的禍。主事蕭儀和侍讀李時勉二人的奏疏尤其痛切。朱棣大怒道：“北平之遷，我與大臣密計，數(shù)月后而行，彼書生之見，烏足達英雄之略哉！”將蕭儀和李時勉下于錦衣衛(wèi)詔獄中，又將同時上書的給事柯暹、御史鄭維垣等人謫徙邊疆。

蕭儀受不起折磨，死于錦衣衛(wèi)大獄中。李時勉因受錦衣衛(wèi)指揮朱護庇護，總算勉強活命。后經(jīng)大學(xué)士楊榮力救，這才被釋放出獄，官復(fù)原職。

經(jīng)此磨難后，李時勉并未改掉其剛介耿直的個性，依舊“慨然以天下為己任”。但他再進諫言事，朱棣都不肯聽從，遷都北京亦不可避免[27]。

永樂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，六十五歲的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。由于大臣的精心安排，太子朱高熾順利登基，是為明仁宗。

這一年，朱高熾已經(jīng)四十七歲，幾近知天命之年，如此晚成的皇帝，終明一朝都十分罕見。

朱高熾因為肥胖，且身有殘疾，不為父皇朱棣所愛，之前一直生活在微妙而危險的環(huán)境下，多年來戰(zhàn)戰(zhàn)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而今終于得到了解脫，不免有些放縱起來。這放縱，自然是指美色了。

李時勉聽說后，立即上書勸諫道：“諒闇[28]中，不宜近妃嬪。”又道：“側(cè)聞內(nèi)宮遠自建寧選取侍女，使百姓為之驚疑，眾人為之惶惑。”

暗指朱高熾嗜欲過度，不該“旭日已旦”才上朝，更不該派人到建寧選取宮女，驚擾百姓，勸皇帝“謹嗜欲”。

朱高熾閱覽奏章后，怒不可遏，立即將李時勉召到皇宮偏殿，要他當面說個清楚。李時勉竟絲毫不給皇帝面子，毫不退讓，且言辭激烈地批評皇帝。朱高熾本是極好的脾性，至此再也按捺不住，命武士以金瓜[29]撲打，當場打斷了李時勉的肋骨。

朱高熾還不解恨，又下旨將李時勉貶為交阯道御使，命他一天審一案、言一事。但皇帝此舉不過是為了折辱李時勉，李時勉尚未動身出發(fā)，憤恨難平的朱高熾又下令將李時勉投入錦衣衛(wèi)監(jiān)獄。

直到垂危之際，朱高熾仍不忘李時勉當廷的侮辱，對親信大臣夏原吉道：“李時勉廷辱我。”越說越怒。

夏原吉百般慰解，朱高熾仍然不能釋懷。當天晚上，皇帝撒手歸西，享年四十八歲，在位僅十個月。

這件事后來傳了開去，聞?wù)卟幻馄婀郑绻皇且驗橹旄邿肟v欲無度，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，仁宗皇帝又怎會如此耿耿于懷，至死不忘？

李時勉入獄時已經(jīng)被打得半死，生命危在旦夕。他曾經(jīng)偶然撿獲錦衣衛(wèi)指揮朱護妻子的傳家之寶，當即設(shè)法歸還，且沒要任何回報。朱護一直想找機會報答李時勉，便暗中加以照顧，又尋到十分難得的血竭[30]，為李氏治傷。如此，在朱護的精心照料下，李時勉不但保住了一條命，就連斷掉的肋骨也被接好。但事情并沒有就此結(jié)束。

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，有人告訴他李時勉曾當眾侮辱仁宗皇帝，直接導(dǎo)致先帝病情加重，終至喪命。明仁宗朱高熾病歿時，朱瞻基人在鳳陽祭祖，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，聞聲大怒，立即派使者去大獄提李時勉，并發(fā)狠道：“縛以來，朕親鞫，必殺之。”

使者走后，朱瞻基越想越生氣，又改變了主意，招手叫過當值的錦衣衛(wèi)指揮王某，命他立即將李時勉直接綁赴西市斬首，不必再行入見。不料機緣巧合，王指揮剛從端西旁門出去，使者已經(jīng)帶著李時勉由端東門進入，雙方?jīng)]有碰上，李時勉幸運地逃過了一劫。

朱瞻基一見到李時勉，便怒罵道：“你等小臣，竟敢觸先帝！疏何語？趣言之。”

李時勉叩頭答道：“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，皇太子不宜遠左右。”

聽到原來是因為這件事，朱瞻基這才怒氣稍解，嘆息了半天，連聲稱贊李時勉“忠臣”，下旨復(fù)其官職。等到王指揮去錦衣衛(wèi)大獄提人不得回來復(fù)命時，李時勉已經(jīng)冠帶立于階前，階下囚轉(zhuǎn)瞬間變成了朝中顯貴。

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后，李時勉參與修《宣宗實錄》，書成，進為翰林學(xué)士，不久又擢升國子監(jiān)祭酒。

此時的李時勉已經(jīng)因德高望重而名滿天下，文人士子仰慕其節(jié)操正直，無不爭相歸依，執(zhí)弟子禮。英國公張輔率領(lǐng)貴戚們上書，請求到國子監(jiān)聽李時勉講學(xué)，得到允準后，均欣然到國子監(jiān)受教。除張輔與李時勉執(zhí)平禮外，余人均不敢坐下，以學(xué)生自居。這一幕，被譽為大明立國以來最大的太平盛事。

在政治上，李時勉與朝中正直大臣一樣，堅決反對宦官干政。由于他剛直不阿，率性敢言，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。

明朝建立后，開國皇帝朱元璋鑒于漢唐宦官亂政，專門制定內(nèi)侍官制，諭吏部道：“朕觀周禮，閹寺不及百人。然后世竟有增至數(shù)千者，因重用而致生亂。內(nèi)臣但備使令，毋多人，古來若輩擅權(quán)，可為鑒戒。馭之之道，當使之畏法，勿令有功，有功則驕恣矣。”

意思是說，宦官在宮廷中是少不了的，但只能做奴隸使喚，打掃跑腿，人數(shù)不可過多，也不可以做心腹。駕馭的辦法，要讓宦官們守法，守法就做不了壞事；不要讓宦官有功勞，一有功勞就難以管束了。

朱元璋還立下規(guī)矩：凡是內(nèi)臣不許讀書識字，不得兼外臣文武銜，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，做內(nèi)廷官品級不許超過四品，每月領(lǐng)一石米，吃飯穿衣公家管。且外朝各衙門不許與內(nèi)官之間有公文來往。又鑄鐵牌立于宮門，曰：“內(nèi)臣不得干預(yù)政事，犯者斬。”可謂是家法森嚴。

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十一月，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糾劾內(nèi)官的辦法，禮部議置內(nèi)正司，設(shè)司正、司副各一人，專門糾察內(nèi)官失儀及不法的行為。

有一名宦官因在內(nèi)廷時間較久，偶而言及政事，即被朱元璋遣歸鄉(xiāng)里，并令終身不得敘用。還有個內(nèi)侍官名叫杜安道，侍奉朱元璋數(shù)十年，知悉諸多朝中機密計議，但其人個性縝密，嚴遵禁令，在諸大臣面前僅一揖而退，從不啟口泄露機密。朱元璋對他很是寵愛，但也一樣不給予優(yōu)遇，后來遷出為光祿寺卿[31]。

到洪武末，朱元璋又重新整頓宦官機構(gòu)，定十二監(jiān)[32]及四司[33]、八局[34]，即民間俗稱的“二十四衙門”，內(nèi)官分別定有品秩和待遇，不準干政，不能結(jié)交外臣。自古以來，對宦官之禁，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備。

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后，遵照祖訓(xùn)，對宦官的限制更加嚴格，“御內(nèi)臣益嚴，詔出外稍不法，許有司械聞”。明成祖朱棣初臨朝時，也警惕宦官擅權(quán)，曾道：“朕一遵太祖訓(xùn)，無御寶文書，即一軍一民，中官不得擅調(diào)發(fā)。”

當時有個宦官私自調(diào)用應(yīng)天府工匠為其服役，事發(fā)后，朱棣立即詔命錦衣衛(wèi)逮捕治罪。但不久后，為了個人統(tǒng)治需要，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親手破壞了。

當“靖難之役”還在進行之時，許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里，向他報告朝廷的虛實。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擲，長驅(qū)金陵，就是因為他從宦官那里得到了確切的情報，知道南京守備空虛。朱棣身邊的一些宦官還拼殺疆場，多有戰(zhàn)功。朱棣感到這些宦官忠于自己，便慢慢重用起他們來，涉足內(nèi)政、外交、軍事等各個領(lǐng)域，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鐵牌制度由此被打破了。

朱棣即位后第一年（1403年），就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[35]，宦官就此開始涉足外交。自永樂三年（1405年）起，朱棣連續(xù)派宦官鄭和[36]率兵二萬，大規(guī)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帶，開了明朝宦官帶兵的先例。永樂八年（1410年），朱棣派宦官王安監(jiān)都督譚青等軍，又派宦官馬靖巡視甘肅，開了宦官監(jiān)軍、巡視的先例。明朝征服安南后，鎮(zhèn)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馬騏。;

不僅如此，朱棣還改變了洪武時由吏部管理宦官的舊制，讓宦官第一衙門司禮監(jiān)來管理宦官事務(wù)。宦官的管理權(quán)轉(zhuǎn)歸到內(nèi)廷后，宦官的活動就更加方便了。

為鞏固地位，加強統(tǒng)治，朱棣除了繼續(xù)依靠錦衣衛(wèi)外，到永樂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正式成立了東廠，用宦官為提督。宦官勢力由此在永樂一朝得到大大加強，太監(jiān)參與到了政治軍事中，并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人物。

明成祖朱棣開此先例后，其子孫爭相效仿。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，朱棣的兒子仁宗皇帝朱高熾派遣鄭和領(lǐng)下番官軍守備南京。從此以后，宦官領(lǐng)兵之例便相沿不革。同時，朱高熾又派王安鎮(zhèn)守甘肅，于是，各省鎮(zhèn)皆相繼派宦官為鎮(zhèn)守。

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朱棣的孫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于宮中設(shè)內(nèi)書堂，命大學(xué)士陳山專授小內(nèi)使書，從此，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內(nèi)臣讀書識字之制也被廢除了。朱瞻基寵愛金英、范弘等宦官，甚至特賜免死詔，無異于勛臣之丹書鐵券。自此，宦官作威作福，權(quán)傾內(nèi)外。但由于明成祖、明仁宗、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，宦官雖已職涉外廷朝政，卻不敢太過妄為。真正威懾重臣、獨擅朝政者，王振是第一個。

王振，山西蔚州[37]人。他跟鄭和、金英等被迫閹割入宮的戰(zhàn)俘身份不同，年輕時候是個儒生，飽讀詩書，卻屢試不第，既沒有中過舉人，也沒有考中進士，甚至連秀才都不是。心灰意冷之下，王振到某縣任教官教書，卻依舊失意而貧困，史稱“九年無功”。憤懣無奈之下，王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，最終案發(fā)，被判充軍。

當時仍是明成祖朱棣執(zhí)政，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學(xué)問的老師入宮，教授宮中婦女讀書識字，待選者也包括充軍罪犯。這對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，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。然其中尚有一個難處，皇帝要的是宦官。倘若王振選擇了前程，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。這對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，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。經(jīng)過短暫的猶豫后，王振還是選擇了凈身入宮，在他人生的賭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。

儒生通常將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”作為人生最高的理想。王振入宮的本意，還不僅僅是擺脫經(jīng)濟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軍的難堪，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權(quán)力中心，有所作為。對于博學(xué)多識的王振而言，他通曉古今，自然知道歷朝歷代宦官在政治舞臺上的作用。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，然而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變嗎？

永樂一朝，聲名顯赫的宦官不少，更是出了鄭和這類彪炳史冊的風云人物，但王振并不在熱門之列。盡管他抱著極大的野心和極高的期望入宮，盡管他因博學(xué)多識已經(jīng)成為眾多宦官中的佼佼者，然在明成祖朱棣這樣的英主下，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為，幾乎是不可能之事。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(nèi)，在與世隔絕的深宮中，王振時常獨自品嘗著比充軍更大的失意，難免不會懊悔當初慨然自宮的行為。

機會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后才逐漸顯露。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七月，朱瞻基下詔在紫禁城設(shè)立內(nèi)書堂，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，專教小宦官讀書。當時在內(nèi)書堂讀書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，年紀均是十歲左右。后陸續(xù)增加到四五百人，教師又增加了大學(xué)士陳山、修撰朱祚等。從此，宮中宦官開始通文墨。

洪武年間，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識字，后設(shè)內(nèi)宮監(jiān)典簿，掌文籍，以通曉書、算之小內(nèi)使任職。又設(shè)尚寶監(jiān)，掌管王室圖書，其內(nèi)官皆僅識字，不明其義。至永樂時，明成祖朱棣開始招教官入宮教習(xí)婦女，兼教內(nèi)官，此即為王振入宮之契機。但正式設(shè)堂教宦官讀書習(xí)字，明宣宗朱瞻基算是開了先例。朱瞻基性格類似其祖朱棣，并非平庸無能之輩，他也知道宦官對漢唐兩代亡國負有極大的責任，但他仍然重用宦官，也是不得已而為之，有其深刻的歷史發(fā)展背景——

明朝建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設(shè)立了中書省。明初的中書省組織龐大，職權(quán)很重，這一部門遠承古代的宰相制度，近襲元朝中書省“錄軍國重事”的舊制，省內(nèi)設(shè)左右丞相為長官，還設(shè)有平章政事、左右丞、參知政事等高級官僚，以及作為職能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、員外郎、中書舍人等。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僅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(gòu)，六部長官尚書、侍郎等不過是丞相的屬員。

當時的中書省不但有“綜理機務(wù)”的職權(quán)，而且全國各級部門給皇帝上的奏報也要“先白中書省”。一切以皇帝名義發(fā)出的詔令諭旨，也須經(jīng)中書省再下達。中書省相當于是設(shè)置在皇帝和國家機構(gòu)中的一級權(quán)力部門，是必要的中轉(zhuǎn)站。中書省長官更是對一切庶務(wù)有權(quán)專決，成為處在皇帝一人之下、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權(quán)要。

朱元璋能得天下，武臣論功，首推徐達、常遇春，文臣論功，則推李善長、劉伯溫。常遇春四十歲病死，劉伯溫則辭官不做。一直以來，文臣派李善長與武臣派徐達間的斗爭很尖銳。朱元璋白手起家，對權(quán)力極為看重，擔心尾大不掉，便重用胡惟庸為左丞相，以牽制李善長、徐達二人。然到了后來，中書省大權(quán)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，其人在外生殺黜陟，為所欲為，許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(zhí)行。

朱元璋起于寒微，私心很重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權(quán)旁落，臥榻之側(cè)，豈容他人酣睡？胡惟庸很快以謀反罪名被凌遲處死，許多大臣株連被殺。案件前后株連多達三萬余人，史稱“胡獄”。

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后，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為助，越想越是惱怒，曾一度想要發(fā)兵征討日本。元朝曾對日本大舉征討，因遭遇風雨而全軍覆沒，是當年橫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慘敗，故終元之世，日本不通中國。明王朝建立后，朱元璋譴使趙秩赴日本通好，日本懷良親王遂派遣使者來華，奉表稱臣，兩國間的邦交得以恢復(fù)。現(xiàn)在出了胡惟庸之事，兩國立即斷絕了邦交。朱元璋又預(yù)備對日本用兵，召曹國公李文忠回京師，欲任命其為主帥。李文忠卻力阻出征日本，又引元朝征日本失敗的教訓(xùn)為鑒，朱元璋這才勉強作罷，心中卻始終耿耿于懷，李文忠后來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。

除掉胡惟庸后，朱元璋意猶未盡，下定決心趁這個機會將朝政大權(quán)盡數(shù)收回自己手中。他即刻著手對中央機構(gòu)進行了改革，廢除了中書省及丞相制，分中書省及丞相權(quán)力歸屬六部，相對提高六部職權(quán)和地位，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；改大都督府為中、左、右、前、后五軍都督府，事皆由朝廷總之；兵制上實行衛(wèi)所制[38]，使武將與兵權(quán)分離。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權(quán)得到了大大的加強。

明代兵制

如此，朱元璋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歷史的中書、門下、尚書三省制度，將軍政大權(quán)攬于一身，使得皇權(quán)大大加強，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極致。

然朝無重臣，總還是要有人辦事，皇帝再精明能干，也只有一雙手、一雙眼，不可能總攬親裁所有天下大事，于是朱元璋又創(chuàng)置了“四輔官”，由起自庶民的儒士們擔任，以協(xié)贊政事，以安生民。

不久皇帝便發(fā)現(xiàn)這一套行不通，這些儒生雖然可靠，卻沒有什么實際處政經(jīng)驗，于是廢去四輔官，并于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仿宋代制度，設(shè)內(nèi)閣于殿廷，置益殿、武英殿、文淵閣、東閣大學(xué)士，職權(quán)是侍左右，備顧問。

此時的內(nèi)閣，既非官署名，也非職官名，殿閣學(xué)士也不入典機務(wù)，很少參與政事，但它填補了組織形式上的空白。

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為三至六人，原屬于文學(xué)侍從之臣。如果殿試時文理出眾，名列前茅，便可以進入翰林院，獲得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。翰林幾經(jīng)遷轉(zhuǎn)后，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(xué)士，供職于文淵閣，專職為替皇帝撰擬詔告，潤色御批公文的詞句。

這些人原官品秩低，不兼部務(wù)，也無官屬，不能直接指揮行政，與東漢尚書、唐代翰林學(xué)士性質(zhì)略同。但由于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(gòu)，最接近皇帝，在不設(shè)丞相的情況下，基于處理政事的需要，這個機構(gòu)的職權(quán)必然會越來越大。久而久之，大學(xué)士逐漸升遷，并有了正式的辦事場所。大學(xué)士本身官秩只有五品，但其所遷任官職往往至尚書、侍郎等，或有加銜至于“三公”者，如此，地位便大大提高。

明成祖朱棣登極后，決定起用一批資淺而干練的文臣入文淵閣辦事，參預(yù)機務(wù)，因在大內(nèi)殿閣行事辦公，故稱為“內(nèi)閣”，內(nèi)閣參預(yù)機務(wù)從此開始。

只是此時的閣臣品秩遠在六部尚書之下，且不設(shè)官署，不轄諸司事務(wù)，權(quán)勢也不大。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時，內(nèi)閣專任批答文章，草擬詔令，閣職漸崇，權(quán)勢迅疾增大，甚至超過宰相，號為“輔臣”。

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，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中央機構(gòu)，但也作了某些變動，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創(chuàng)造了一套“票擬”制度，突出了內(nèi)閣的作用，并使得宦官開始參政。

票擬又稱擬票、票旨、條旨，指內(nèi)閣對奏章所擬的批答。按照慣例，六部本章文書由通政司[39]匯總，送左順門[40]，交內(nèi)書房收錄。皇帝閱覽過后，認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發(fā)，凡要批示的則送內(nèi)閣擬票——內(nèi)閣將所擬批答之辭用小票墨書，貼于奏章之上，再進呈皇帝批紅。明宣宗朱瞻基一般會采納內(nèi)閣的建議，并將詔令分送給各主管部門去執(zhí)行。

這樣，內(nèi)閣就成為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梁，控制了決策權(quán)和審議權(quán)。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可以不與主管各部商議就直接提出建議，只要皇帝沒有異議，這些建議便會自動生效。六部原先直接對皇帝負責，逐漸變成了秉承內(nèi)閣之意行事。這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，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，也間接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。

在票擬制度中，皇帝仍然是最后的決策者，有大量的奏章要處理。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，他愛好廣泛，喜好書法、繪畫、文學(xué)、騎射、宴飲、游樂等，又好微服出行，斗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[41]。對于興趣多多的皇帝而言，批閱奏章無疑是個繁重的辛苦差事。為了減輕自身負擔，皇帝開始讓宦官讀書，受到所謂的正規(guī)教育，以能夠協(xié)助他處理文書和奏章。宦官本是皇室家奴，只有忠于皇帝才有立身之處。基于這一點考慮，朱瞻基認為宦官忠誠可靠，能夠保守機密，且朝夕跟隨在身邊，是最合適的助理。

宦官參與到票擬當中后，逐漸演變成皇帝批閱奏章也多交給司禮監(jiān)宦官代筆。按照票擬的流程，如果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們提出的建議直接被皇帝采納，那么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。但當皇帝不想采納大學(xué)士的意見時，宦官便起到了關(guān)鍵的作用。因為通常這個時候，陪伴在皇帝身邊的只有司禮監(jiān)宦官，皇帝會本能地征詢征求宦官的意見，宦官則會趁機提出他們的看法。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贏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，因為宦官多諂媚順從皇帝的心意，而大臣則更多考慮提議是否合理，且好以君道來限制皇帝的個人欲望。如果皇帝采納了宦官的建議，決策便會直接下達，而實際負責執(zhí)行的六部根本沒有機會與皇帝一起討論復(fù)審宦官的意見。

由于司禮監(jiān)高踞在票擬制度的頂點，有“影子內(nèi)閣”之稱，掌印宦官由此獲得了空前的機會，人稱“無宰相之名，有宰相之實”。最極端的情況是，如果皇帝因疏忽或是懈怠而不理政事時，負責居中傳遞詔令的宦官便完全有機會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往詔令上做手腳。而宦官因為生理缺陷，往往心靈扭曲變態(tài)，陰狠殘暴，加上長期生活在皇宮中，只擅長奉迎巴結(jié)之術(shù)，缺乏實際的從政才干，一旦他們真正執(zhí)政，危害極大。這一點，已由無數(shù)歷史案例所證明。

不過在宣德一朝，由于明宣宗朱瞻基本人精明強干，宦官專權(quán)尚未凸顯。他下詔設(shè)立內(nèi)書堂后，挑選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讀書，王振便是其中之一。王振本是個讀書人出身，通文墨、曉古今，已經(jīng)有先天的有利條件，所以很快就脫穎而出，成為內(nèi)書堂宦官中的佼佼者，宮中都稱呼他為“王先生”。朱瞻基很喜歡王振身上的儒雅書卷氣質(zhì)，特地挑選他出來，任命為東宮局郎，專門服侍皇太子朱祁鎮(zhèn)。

當時的朱祁鎮(zhèn)還只是個孩童，博學(xué)多聞的王振因而成為朱祁鎮(zhèn)的啟蒙老師。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，王振開始對朱祁鎮(zhèn)具有很強的個人影響力和支配力。這種影響力和支配力，在朱祁鎮(zhèn)當上皇帝后，開始表現(xiàn)在對明朝國政的影響上。

王振是少見的文人型太監(jiān)，朱祁鎮(zhèn)從對方口中聽說了不少聞所未聞的事，因此非常尊敬王振，尊稱他為“先生”，這親切的稱呼直到朱祁鎮(zhèn)后來當上了皇帝也沒有更改過。

宣德十年（1435年）正月，明宣宗朱瞻基病死，九歲太子朱祁鎮(zhèn)登基為帝，是為明英宗。八個月后，朱祁鎮(zhèn)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禮監(jiān)。

司禮監(jiān)為明廷宦官二十四衙門之首，號稱“第一署”，下設(shè)提督太監(jiān)一員，掌印太監(jiān)一員，及秉筆、隨堂太監(jiān)等官職。提督太監(jiān)統(tǒng)儀禮刑名，兼督東廠。掌印太監(jiān)統(tǒng)內(nèi)外章奏及御前勘合。秉筆、隨堂太監(jiān)為掌印之輔，并統(tǒng)領(lǐng)章奏文書、照閣票批朱等事宜。凡有政事，先由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票擬辦法，上達皇帝，要由太監(jiān)批朱，又稱“批紅”。王振執(zhí)掌司禮監(jiān)，可謂如魚得水，不僅得到了錢財和名譽，而且無限的權(quán)勢和地位都近在眼前——

既有票擬制度給宦官弄權(quán)提供了極大的方便，又有對自己言聽計從的年幼皇帝，王振成為司禮監(jiān)權(quán)力膨脹的最大受益者。所謂“學(xué)得文武藝，售與帝王家”，他蟄伏多年的雄心壯志開始蠢蠢欲動了。

只是，王振自己并沒有意識到，他早已經(jīng)不是當年失意落魄卻胸懷大志的書生。他在宮禁多年，足不出戶，習(xí)慣與宦官為伍。他的所謂政治才干，在明眼人的眼中，不過是逞顯技能，玩弄陰謀。

然而，一個多年來懷有雄心的宦官是不容小覷且非常危險的，因為他一旦得到了機會，一定會不擇手段地追逐最大的權(quán)力。

王振掌管司禮監(jiān)后，以防備大臣罔上為由，勸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以重典治理，更利用朱祁鎮(zhèn)的信任，以代批奏章、傳達詔諭等方式，開始控制朝廷。為了一試自己的權(quán)力，王振命人在京師朝陽門外筑起一座將臺，請朱祁鎮(zhèn)閱兵。所有京營各衛(wèi)武官，校試騎射，都在那里進行。名義上是閱武，其實是王振想收取兵權(quán)，好用來抵制文臣。

不久后，王振私自擢升親信指揮紀廣為都督僉事，執(zhí)掌京營兵權(quán)，又任命親侄王林為錦衣衛(wèi)指揮僉事，執(zhí)掌錦衣衛(wèi)。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因年紀尚幼，荒嬉無度，一切機要朝政都被王振把握，“恃寵挾恩，奪主上之威福，懷奸行詐，紊祖宗之典章，每事不由于朝廷，出語自稱為圣旨，賣官鬻爵，誅殺無忌”，又“廣置塌房、莊所、田園、馬坊，侵略民利，不輸國課”。明代宦官專政自此正式粉墨登場，王振本人也成為明朝開國以來第一個權(quán)力極重的宦官。

王振還覺得威權(quán)不足，拿一些大臣開刀，借以樹立他在朝廷中的威信。朝廷中凡是得罪王振的大臣，不是被撤職，就是充軍。一些大臣見到王振權(quán)勢日重，爭相討好攀附。當時內(nèi)外大臣公侯貴戚多叫王振作“翁父”，兵部尚書徐晞等謁見王振都是望風跪拜。

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。王振留意王佑沒有留當時非常流行的胡須，就問他說：“你怎么沒有胡須啊？”

王佑不假思索地朗聲回答：“老爺沒有胡須，兒子我怎么敢留呢？”

這句話使王振哈哈大笑，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兒子，并立即提拔王佑為工部侍郎。

一時間，王振的權(quán)力可謂頂了天。如何形容其人權(quán)勢之大呢？舉例而言，當時滿朝文武大臣中，以英國公張輔地位最高。張輔生父張玉原是元朝重臣，還在蒙古統(tǒng)治中原時期，就已經(jīng)是個響當當?shù)娜宋铮瑩卧臉忻苤海喈斢谲娬罡唛L官。元順帝敗走大漠后，張玉“從走漠北”，跟隨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，但他思念故土，于洪武十八年（1385年）摒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，萬里來歸，投在當時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，從五品的副千戶做起，逐漸變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將。后朱棣發(fā)動“靖難之役”，得以成大事，奪取皇位，最大的功臣便是謀士姚廣孝和武將張玉。

張玉本人“出師未捷身先死”，在東昌一戰(zhàn)中為了救護朱棣而英勇戰(zhàn)死。朱棣痛極而泣，稱其靖難功當?shù)谝唬巧匣饰缓螅焚洀堄駷闃s國公，又娶張玉之女為貴妃。明仁宗朱高熾亦娶張玉孫女為妃，即位后又加封張玉為河間王，并將其和東平王朱能、金鄉(xiāng)侯王真、榮國公姚廣孝的靈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廟中，是為人臣之最高榮譽。

張輔是張玉長子，但其顯貴卻不完全是沾了父親的光，大多是憑自己的才干。他自幼追隨父親于軍中，久歷戰(zhàn)陣，智勇雙全，是靖難功臣中少有的優(yōu)秀青年將領(lǐng)。朱棣即位后，封張輔為侯安伯，食祿千石，永樂三年（1405年）又進封新城侯，加祿三百石。而張輔一生中，最顯赫突出的戰(zhàn)績則是在征伐安南[42]的戰(zhàn)場上。

安南在漢唐時為中國的一部分，五代時獨立，但名義上仍是中國屬國。大明王朝建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冊封安南國王陳氏，遂成慣例。此后，凡是安南新王登基，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認可。

到了永樂一朝，安南內(nèi)訌加劇，原國王陳氏一族被滅，胡氏上臺，明成祖朱棣不欲過多干涉，便順水推舟地承認了新國王胡漢蒼的地位。

不料平地風云再起，前國王陳日烜之孫陳天平輾轉(zhuǎn)來到北京，當面向朱棣哭訴道：“賊臣侵思明府，奪其土地，究其本心，實欲抗衡上國。暴征橫斂，酷法淫刑，百姓愁怨，如蹈水火。陛下德配天地，億育四海，一物失所，心有未安，伐罪吊民，興滅繼絕，此遠夷之望，微臣之大愿也。”

這一番聲情并茂的言語深深打動了皇帝。但朱棣尚不能確認陳天平的王孫身份，并沒有當場表態(tài)，只將其安頓下來。

不久后，安南新國王胡漢蒼派使者入明廷朝賀。朱棣將陳天平也叫了出來，安南使者“皆錯愕，或有下拜者”。如此，陳天平的王嗣身份已無可懷疑。朱棣決定幫助陳天平復(fù)國，先派人譴責安南國王胡漢蒼。胡漢蒼倒是爽快，誠懇上書，表示愿意將安南王位讓回給陳天平。朱棣信以為真，遂派人護送陳天平回國。不料胡漢蒼預(yù)先設(shè)下了伏兵，在護送明軍的眼皮底下殺死了陳天平。

朱棣起于馬背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，之前考慮到西南山高路長，這才想要不戰(zhàn)而勝，卻沒料到胡漢蒼不顧信義。皇帝被徹底激怒，決定派兵討伐安南，張輔被選中為明軍主帥。張輔亦不負所望，安南遂平。明朝廷改安南為交阯布政使司，在安南正式建衙，并派專人管理[43]。

張輔亦因平定安南而備享榮耀——進封為英國公，歲祿三千石。明成祖朱棣又賜宴于奉天殿，親自作賦《平安南歌》。

朱棣太子朱高熾娶張輔之女為妃，即位為明仁宗后，命張輔掌中軍都督府事，并加官太師。張輔愈發(fā)顯赫，成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，威震中外。

可惜的是，明仁宗朱高熾天不假年，僅做了九個月的天子，便“無疾驟崩”在欽安殿中。由于皇帝死得突然，去世前三天還在“日理萬機”，從不豫到駕崩，前后僅兩天時間，死前并無明顯征兆，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僅十個月，因而朝野流言頗多——

有說明仁宗是因為縱欲過度而死，且言之鑿鑿，大臣李時勉甚至因勸諫此事而被下錦衣衛(wèi)詔獄，幾近喪命；有說明仁宗死于后宮之爭，郭貴妃欲以毒酒毒害張皇后時，誤殺了丈夫[44]；有說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療陰癥[45]的金石之藥，中毒身亡；還有傳聞?wù)f明仁宗是被親生長子朱瞻基下毒謀害而死[46]。

無論真相如何，壯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，驟然去世，再度造成了明廷權(quán)力真空，時局陡然緊張了起來。彼時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[47]，緊急返回北京繼位，是為明宣宗，即歷史上著名的“蟋蟀天子”，時年二十八歲。

明仁宗親弟朱高煦時封漢王，就藩山東。朱高煦在“靖難之役”時立有戰(zhàn)功，多次營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難之中，于是恃功驕恣，兇悍不法。他素來瞧不起朱高熾、朱瞻基父子，一直暗中窺測大寶之位，預(yù)備以其父為榜樣，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穩(wěn)固時謀反，以武力奪取皇位。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，還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。他首先將目光投向了張輔，顯然，如果能得到張輔的幫助，必會事半功倍。

靖難之役時，朱高煦與張輔曾經(jīng)共同出生入死，交情匪淺，朱高煦對拉攏對方一事甚有把握，派親信枚青秘密入京，傾心籠絡(luò)張輔為內(nèi)應(yīng)。結(jié)果，張輔二話不說，直接下令將枚青捆綁起來送入朝中，并向朱瞻基請求，由自己親自率兵平叛。

宣德元年（1426年）八月初一，漢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機，在樂安起兵謀反。朱瞻基出人意料地決定御駕親征，張輔跟隨軍中指揮作戰(zhàn)。在強大的攻勢和心理壓力下，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，亂事遂平。張輔因功加祿三百石，朝夕侍奉皇帝左右，謀劃軍國大事，手握重兵，威名益盛。

到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即位時，張輔已是四朝元老，是明廷舉足輕重的重臣，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貴妃，女兒是明仁宗朱高熾妃子，有皇親貴戚的身份，無人能出其右。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寵于明英宗而干預(yù)朝政時，張輔因名尊位崇，并不將王振這等閹宦放在眼里，時常當面與其據(jù)理以爭。王振對其恨之入骨，后來終于找到機會彈劾張輔，派錦衣衛(wèi)將他抓了起來。但因張輔是歷朝勛舊，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，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，命杖其二十，以此來折辱張輔。

這杖刑便是廷杖，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發(fā)明，后來為其子孫繼承，成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。廷杖即在殿廷杖責大臣，受刑地點在承天門[48]后邊、午門前面。關(guān)于這一刑罰的實施，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文規(guī)定，不分官職大小，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，還是功勛赫赫的武將，只要惹怒了皇帝，一聲令下，就會立即被拖到午門打屁股。

負責行刑者是錦衣衛(wèi)校尉，監(jiān)刑者則是司禮監(jiān)太監(jiān)。表面上，廷杖是由皇帝下令執(zhí)行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監(jiān)刑宦官。錦衣衛(wèi)校尉行杖前，先看司禮監(jiān)太監(jiān)的靴尖，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，那么他們便會盡可能地手下留情；若靴尖向內(nèi)一收，便表示要下重手，不必顧忌[49]。

張輔既是因得罪了司禮監(jiān)大太監(jiān)王振而受杖，二十杖雖不至于送命，但卻也吃足了苦頭。而在紫禁城午門當眾受刑，帶來的不僅僅是肉體的痛楚，還有肆無忌憚的羞辱——

張輔所封英國公，是大明最高世襲公爵，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貴妃，女兒又嫁給明仁宗為貴妃，輩分遠遠高于當今英宗皇帝，就連太皇太后張氏也尊其為長輩，而今卻被一名閹宦羞辱，堂堂英國公尊嚴蕩然無存，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？

深宮中的太皇太后張氏聽聞消息后，急忙派人去阻止，但是已經(jīng)來不及。太皇太后勃然大怒，立即將王振宣進來，當著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和眾大臣的面，怒斥道：“你不過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監(jiān)，卻做了這么不法的事，罪不可赦，今當賜死！”

宮中女官立即將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。王振嚇得魂不附體，整個人癱倒在地上。

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見自己最親信的宦官要被斬殺，連忙匍匐在地上，替王振求情。其他大臣見皇帝下跪，只好也跟著跪下求情，連張輔也跪下了。

這位太皇太后張氏，正是明仁宗朱高熾的皇后、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、英宗朱祁鎮(zhèn)的祖母。張氏原是指揮使張麒之女,賢慧貞靜，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封燕王世子妃，永樂二年（1404年）封皇太子妃。她嫁給朱高熾后，謹修婦道，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極其恭謹，經(jīng)常親自下廚做飯，因而深得朱棣喜愛，朱棣曾經(jīng)說“幸得佳婦”。朱棣一直不喜歡肥胖多病的長子朱高熾，而喜歡英武的二子朱高煦，朱高熾得以保全儲位，也幸虧張氏從中調(diào)停。后來朱高熾登上皇位，立張氏為皇后，一直對其敬愛有加。

明仁宗朱高熾死后，太子朱瞻基即位為宣宗皇帝，尊封母親為皇太后，張氏由此成為明朝歷史上第一位皇太后。朱瞻基性格堅定，文武兼?zhèn)洌杏掠兄\，即位之初即一舉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。又停止對外戰(zhàn)爭，與民休息，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。

當時海內(nèi)安寧祥泰，朱瞻基侍母至孝，入奉起居，出奉游宴，四方有所進獻，即便是微小物品，也一定要先奉送給張氏。兩宮慈孝天下皆知，張氏從此安心頤養(yǎng)天年。

然世事難測，宣德九年（1435年），朱瞻基短暫患病后意外駕崩，年僅三十八歲。皇太子朱祁鎮(zhèn)時年九歲，還是個孩童，根本無力主政。朱瞻基遂在臨死前留下遺詔：“皇太子祁鎮(zhèn)嗣皇帝位。諸王宗室悉遵祖訓(xùn)，謹守藩國。嗣君年幼，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訓(xùn)，爾文武大臣盡力輔導(dǎo)。”又特別強調(diào)說：“國家重務(wù)白皇太后。”意思是讓張氏攝政。

明朝立國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立有嚴令管制內(nèi)宮及外戚，規(guī)定皇后只能管宮中嬪妃之事，宮門之外不得干預(yù)。宮人不許跟皇宮外邊通信，違者處死。外朝臣僚命婦按例于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見皇后，其他時間，沒有特殊緣由，不許進宮。皇帝不接見外朝命婦。皇族婚姻選配良家子女，后妃必選自民家。外戚只給高爵厚祿，不許干聞?wù)隆６餍谶z命請母后張氏攝政，無疑是明朝歷史上的創(chuàng)新之舉，由此也將張后一舉推向了前臺，使其成為皇室和宮廷的政治網(wǎng)絡(luò)中的關(guān)鍵人物。

明仁宗共有十子，長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、五子朱瞻墡均為張后所生。少子朱瞻墡為人寬厚賢直，就藩襄陽，在藩王中資望最崇，素有令譽，最得張后寵愛。明宣宗意外病歿后，朝野中謠言四起，傳說太皇太后張氏嫌太子朱祁鎮(zhèn)年幼，以“國有長君，社稷之福”為由，下令印綬監(jiān)取出襄國金符[50]，欲立襄王朱瞻墡為帝。然因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反對，堅稱“立國以嫡”，事情這才拖了下來。

流言紛紛，臣民不知是真是假，人心思亂。張后緊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宮，親手將年幼的孫子朱祁鎮(zhèn)放到皇帝的寶座上，對群臣宣布說：“此新天子也。”群臣山呼萬歲，浮議乃息。如此，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才順利即位，而張氏也成了太皇太后。

因朱祁鎮(zhèn)年紀尚幼，不能親自理政，群臣一再上書，請?zhí)侍髲埵洗购熉犝埡蟮溃骸跋鹊圻x了這么多的肱股大臣，就是為了讓眾位卿家來輔佐朝政。現(xiàn)在皇帝年幼，你們更應(yīng)該用心輔佐，不要懈怠。我一個婦道人家，怎么能垂簾聽政呢？不要因此而壞了祖宗的家法。”始終不愿意聽政。

張氏又召英國公張輔、禮部尚書胡濙及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三位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入內(nèi)，諄諄告道：“你們都是老臣了，如今皇帝年幼，望你們同心協(xié)力，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定。”由此將這五位老臣定為正統(tǒng)新王朝的核心，然朝廷大政均須奏請張氏而后行。

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對張后親自指定的五輔臣之一的張輔下手，表面是宦官擅權(quán)亂政，但若沒有皇帝的支持，他焉敢如此？這看起來倒像是個明顯的信號——太皇太后已經(jīng)老了，前朝老臣也已經(jīng)老了，英宗皇帝長大了，該歸政給他了。

張后久歷風浪，很快就猜及此點。當年明宣宗驟逝，太子朱祁鎮(zhèn)年幼，她的確曾有改立親生少子朱瞻墡為帝的想法，許多宮人都知道這件事，大概朱祁鎮(zhèn)也聽說了，所以任憑王振胡作非為，甚至不惜對她親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，以報復(fù)當年之事。

唉，她確實老了，既援救張輔不及，也不愿意因此再與孫子結(jié)怨，于是便饒恕了王振，但又厲聲警告道：“皇帝還年幼，不懂得宦官禍國殃民的道理。今姑聽皇帝及諸大臣，暫將他頭顱寄下，但從此以后，切不可令他干預(yù)國政！”

經(jīng)此一事后，王振氣焰大為收斂，但由于票擬制度使然，宦官干預(yù)國事還是免不了的。此后，張后時常派人到內(nèi)閣詢問政事，一旦得知有王振獨斷而未交內(nèi)閣商議的，便立即派人責問。王振無法真正擅政，遂不敢再公然為非作歹，但背地里沒少花心思。

太皇太后張氏所指定的五輔臣中，張輔自遭廷杖后，變得沉默寡言，再不敢與王振作對，甚至在一些重大決策上站在了王振一邊，如支持王振對麓川思任發(fā)[51]用兵等。禮部尚書胡濙是四朝老臣，更是個好好先生，從不多事。如此，執(zhí)政大臣便只剩了楊榮、楊溥、楊士奇三位內(nèi)閣大學(xué)士。

楊榮原名楊子榮，字勉仁，建安[52]人。建文帝二年（1400年）進士，授翰林編修。性情警敏通達，謀而能斷，老成持重，尤其擅長謀劃邊防事務(wù)，史稱其“揮斤游刃，遇事立斷”，被比作唐代的姚崇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以武略見重的楊榮受其賞識，得以入閣，累遷至文淵閣大學(xué)士、翰林侍讀，任首輔，多次隨侍朱棣出征。朱棣稱其為“楊學(xué)士”而不直呼其名，軍務(wù)均委托給楊榮。

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，眾人惶然不知所措。楊榮為防止軍心渙散生變，也為了避免一直窺測大寶之位的漢王朱高煦、趙王朱高燧趁機作亂，堅持秘不發(fā)喪，嚴密封鎖消息，并搜取軍中所有錫器，銷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，將朱棣遺體裝入內(nèi)中密封，避免尸臭外溢。又將承造的工匠殺了滅口。每日還是照例進餐、請安，只是皇帝的車簾再也沒有掀開，皇帝也再沒有說話，軍中一切如常，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經(jīng)駕崩。楊榮和宦官海濤則輕騎趕回京師，稟報太子朱高熾。朱高熾立即派兒子朱瞻基出京迎喪。由于楊榮的精心安排，總算沒有爆發(fā)什么叛亂，朱高熾順利登基為明仁宗，政權(quán)得以平穩(wěn)過渡。楊榮因功拜太子少傅、資善大夫、謹身殿大學(xué)士兼工部尚書，并食三祿。

楊溥字弘濟，號澹庵，湖廣石首[53]人，與楊榮同為建文帝二年（1400年）進士，授翰林編修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侍皇太子朱高熾為洗馬，禍福均因此而起。

永樂十二年（1414年）閏九月，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師，漢王朱高煦隨征，乘機進譖。朱棣本就不喜歡文弱的太子，說得多了，不免心動。回到京師后，朱棣便以朱高熾迎駕遲緩為由，對太子大加訓(xùn)斥，還下令將東宮官屬全部逮捕。只有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“靖難”舊人而未被禍及。金忠不顧個人安危，拼死力保太子，才使得朱高熾未遭廢黜，但楊溥等東宮官員卻被關(guān)入了暗無天日的錦衣衛(wèi)詔獄。

在這之前，已有大學(xué)士解縉受太子牽連而遭殺身之禍的前車之鑒。解縉字大紳，號春雨，吉水[54]人。自幼穎敏絕倫，有“神童”之稱。五歲時，父教之書，應(yīng)口成誦。七歲能述文，賦詩有老成語。十歲日數(shù)誦千言，終生不忘。十二歲盡讀《四書》《五經(jīng)》，貫穿其義理。

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，解縉參加江西鄉(xiāng)試，名列榜首，成為名動一方的解元，時年十八歲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年），與兄解綸、妹夫黃金華同登進士第，授庶吉士，讀中秘書。同年，官至翰林學(xué)士。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，命其常隨身邊。

然解縉成名既早，才氣又高，難免恃才傲物，直言不諱，為人所忌，屢遭讒言。朱元璋認為解縉年輕氣盛，缺乏涵養(yǎng)，必須閉門思過，修身養(yǎng)性，否則會成為眾臣圍攻的對象，于是命解父將解縉領(lǐng)回，又告道：“大器晚成，若以爾子歸，益令進，后十年來，大用未晚也。”

解縉灰溜溜地回到家鄉(xiāng)，閉門讀書八年。朱元璋去世后，解縉入京吊喪，又遭大臣攻擊，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貶為河州[55]衛(wèi)吏。直到建文帝四年（1402年），因禮部侍郎董倫求情，解縉才被召回京師，復(fù)職任翰林待詔。

明成祖朱棣登基后，一眼相中了解縉[56]，隨即建立內(nèi)閣，命解縉與黃淮、楊士奇、胡廣、金幼孜、楊榮等入閣參預(yù)機務(wù)，明朝內(nèi)閣制度由此開始。不久，解縉升為翰林學(xué)士兼右春坊大學(xué)士，為內(nèi)閣首輔，又總裁《太祖實錄》《列女傳》，主編《永樂大典》，可謂備受皇帝信任。但由于他卷入立儲之爭，且站在朱棣不喜歡的朱高熾一方，終不幸引來殺身之禍。

當時北平已改稱北京，設(shè)順天府，不過京師仍然是南京。明成祖朱棣登基后，遲遲不立太子，且命世子朱高熾居守北京，而次子朱高煦則隨侍在京師南京，一疏一親，已是顯而易見。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為太子，但立儲事關(guān)重大，自古便以“嫡長制”為“萬世上法”，朱棣若廢長立幼，便是公開違背祖制，難以向天下臣民交代，因而他始終猶豫不決，便問心腹大臣解縉的意見。

解縉明知道皇帝心中已決定立朱高煦為太子，征詢自己意見只是因為需要內(nèi)閣的支持，仍然直言道：“為長，古來如此。皇太子仁孝性成，天下歸心，請陛下勿疑。若棄之立次，必興爭端。先例一開，怕難有寧日，歷代事可為前車之鑒。”

朱棣不答。解縉又頓首道：“皇長子且不必論，陛下寧不顧及好圣孫嗎？”

好圣孫便是朱瞻基，為朱高熾長子，朱棣長孫。在朱瞻基出生的當晚，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個夢，夢見太祖皇帝將一塊大圭賜給了他，上面刻有“傳之子孫，永世其昌”八個大字。大圭即是大玉璧，象征著權(quán)力。朱棣認為夢是瑞征，父皇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，表明有意將江山送給他，且那塊大圭與傳說中的傳國玉璽很像。剛好孫子朱瞻基就在這個時候降生，朱棣認為夢中的情景印證在孫子的身上，非常高興。朱瞻基漸漸長大，英氣滿面，嗜書好誦，智識杰出，朱棣深為鐘愛。解縉深知朱棣心思，故意提到長孫朱瞻基，希望能因此感動朱棣。

隔了數(shù)日，朱棣畫了一副《虎彪圖》，命各廷臣應(yīng)制陳詩。彪即為老虎的幼崽，圖中畫有一虎數(shù)彪，親昵地在一起玩耍。解縉應(yīng)聲題了一首五絕，其詩道：

虎為百獸尊，誰敢觸其怒？

惟有父子情，一步一回顧。

這首詩非常巧妙，寓意深刻。朱棣終于被感動了，與解縉相視而笑，同意立朱高熾為太子，次子朱高煦為漢王，并令解縉撰寫立儲詔書，以告天下。可以說，解縉在立儲一事上起了至關(guān)重要的作用。自此，朱高煦深恨解縉。

朱高熾雖然被立為太子，危機卻并沒有解除，經(jīng)常不合朱棣的心意。朱棣嫌棄朱高熾肥胖，特意吩咐御膳房給朱高熾減食，逼迫他減肥。有人看到太子餓得難受，就偷偷給他送飯。朱棣知道后，怒氣難消，將此人殺死。與朱高熾的待遇相比，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寵愛，禮秩甚至超過了太子標準。

解縉看在眼中，憂心忡忡，忍不住向皇帝進諫道：“陛下這樣等于鼓勵他們兄弟之間相爭，實不該這樣做。”

朱棣聞言大為震怒，認為這是在離間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，自此疏遠了解縉。永樂四年（1406年），朱棣賜給內(nèi)閣學(xué)士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，唯獨不給解縉。

朱高煦對解縉更是恨之入骨，便誣陷他泄露宮內(nèi)機密，愈發(fā)激起朱棣的憤怒。不久，朱棣便以解縉在廷試時閱卷不公為名，將其謫貶廣西。解縉剛上路，又說他胸懷怨望，改貶交阯。

永樂八年（1410年），解縉入京奏事，恰逢朱棣北征未歸，只謁見了皇太子朱高熾，隨后返回。朱高煦便說解縉為私見太子，故意趁朱棣外出時進京，無人臣禮。朱棣大怒，立即下令逮捕解縉入京下獄，拷掠備至。大理寺寺丞湯宗、宗人府經(jīng)歷高得抃、中允李貫、贊善王汝玉、翰林院編修朱纮、檢討蔣驥、潘畿、蕭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剛等人均連坐入獄，其中高得抃、王汝玉、李貫、朱纮、蕭引高均死在獄中。還是解縉自認罪狀，話中一個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熾，才沒有因此興起大獄。

永樂十三年（1415年）正月十三日，錦衣衛(wèi)都指揮僉事紀綱按慣例獻上囚籍，朱棣翻閱時見到解縉姓名，隨口道：“解縉竟然還活著？”

紀綱心領(lǐng)神會，回官署后讓獄卒故意用酒將解縉灌醉后，拖到積雪中埋起來，解縉活活凍死，年僅四十七歲。朱棣還不解氣，又下令抄沒其家產(chǎn)，將其妻子、兒女、宗族都流放到遼東。

楊溥等東宮官屬受太子牽連被逮捕入獄，是繼解縉被殺后，立儲之爭中的第二場大事變。楊溥等人入獄后備受折磨，飲食經(jīng)常被有意斷絕，又隨時可能被明成祖處死。其他人難免心灰意冷，楊溥卻更加勤奮讀書，獄中十年，從不間斷，讀遍經(jīng)史諸子。

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后，第一件事便是下詔釋放楊溥等人。楊溥擢升翰林學(xué)士，掌弘文閣事。明宣宗朱瞻基時，又入內(nèi)閣，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(wù)。

楊溥樸實正直，廉潔好靜，恭敬謹慎，為人有“相度”，就連上朝時也總是低頭循墻而行。大臣們論事爭辯不下時，難免口不擇言，甚至有人口出穢語，楊溥卻總能平心靜氣地處理，大臣們無不嘆服其氣度。

楊士奇名寓，字士奇，號東里，以字行，泰和[57]人。一歲喪父，其母改嫁當時任德安同知的羅氏，楊士奇遂改姓羅。某次羅家祭祖，年幼的楊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楊氏祖先，被繼父發(fā)現(xiàn)，盛贊其志，恢復(fù)其宗姓。后來羅氏因得罪權(quán)貴戍邊陜西去世，楊士奇遂游走于湖廣，一邊教學(xué)一邊侍母。嚴酷的生活環(huán)境造就成他勤奮好學(xué)、堅韌不拔、寬容嚴謹?shù)钠犯瘢芸焖懵暶谕狻?/p>

建文年間， 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《明太祖實錄》，楊士奇以史才被薦入翰林，任編纂官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改編修，主修《太宗實錄》，累官左春坊大學(xué)士，遷少傅，輔佐太子朱高熾監(jiān)國。明仁宗朱高熾即位，任禮部侍郎，兼華蓋殿大學(xué)士。

明仁宗病重時，召楊士奇書寫遺敕，召太子朱瞻基回京。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，楊士奇擔任總裁修撰《明仁宗實錄》，力主罷兵交阯。又善于知人，喜歡推舉寒士，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謀面的人，名臣于謙、周忱、況鐘等人均由其舉薦。

明宣宗駕崩后，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年幼，軍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張氏裁決。張后指定楊士奇、楊榮、楊溥為輔政大臣，與張輔等同心輔佐皇帝，下令所有部門議案均先經(jīng)過內(nèi)閣三楊的咨議后再進行裁決。時人議論三楊，稱楊士奇有學(xué)者風范，楊榮有才干見識，楊溥有高尚品德，為其他大臣所不及。

王振也知道三楊是前朝重臣，威望卓著，且深得太皇太后張氏信任，自己一時難以動搖，因此表面上對三楊畢恭畢敬，還經(jīng)常演一番忠心耿耿、憂國憂民的好戲。

一次，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與小太監(jiān)擊球玩耍，王振看到三楊也在一旁，便裝出痛心疾首的樣子，對朱祁鎮(zhèn)道：“陛下是萬民之主，現(xiàn)在卻耽于逸樂、玩物喪志，這江山社稷怎么辦？”

朱祁鎮(zhèn)雖是萬民之主，卻獨對王先生又敬又畏，當即恭恭敬敬地聽從，命人將球扔了。三楊沒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戲，反而由此對王振大加贊賞。

后來，王振再來內(nèi)閣傳旨時，三楊打破慣例，特地把王振請到屋內(nèi)就坐。群臣見輔政大臣尚且如此，也不得不跟著禮敬王振，王振一時風光無限。

太皇太后張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，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，一旦沖突起來，勢必與孫子不睦。她已是耄耋老人，又怎能與少年皇帝爭鋒呢？這大明江山到底還是他朱家的。因而只要王振不太過分，她也不再多干涉。

如此過了一段時間，王振又故意問三楊道：“國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，不過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，以后該怎么辦？”

三楊中為首的楊士奇答道：“身為老臣，自然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。”王振臉色頓時沉了下來。

楊榮最知兵事，謀略也最高，立即答道：“我輩已老，無能為力，應(yīng)該以人事君。”

王振聽了大為高興，第二天就推薦四人入閣。如此，內(nèi)閣增加到七名大臣，三楊立即顯得勢單力孤起來。楊士奇埋怨楊榮向王振讓步。楊榮回答道：“王振討厭我們，我們?nèi)艘牙希退悴蛔屗缭敢詢敚欢ú粫市摹Ｈf一他說服皇帝，讓某人入閣，我們也無可奈何。倒不如現(xiàn)在讓他舉薦，諒他還不敢援引小人。這四個到底是我輩中人，何礙？”

楊士奇這才明白楊榮的深意，深以為然。按楊榮的意圖，是想預(yù)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內(nèi)閣，培植外臣勢力，一旦三楊退位，這些閣臣可以有能力對付王振的勢力。只是，楊榮想到這一步棋的時候已經(jīng)晚了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連三楊這樣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開始向王振讓步，朝臣中的風氣不問可知。但只要三楊在，王振仍然不能為所欲為，所以他勢必要鏟除三楊才罷休。

王振首先將矛頭對準了楊榮。楊榮生活作風比較奢侈，好收受賄賂，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。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，私下送去一些金銀財寶。王振得知后，必欲置楊榮于死地而后快。楊士奇不顧年老體衰，親自為楊榮向皇帝求情，這才避免了災(zāi)難。

正統(tǒng)五年（1440年），楊榮請假回福建掃墓，歸途中在杭州病歿，享年七十。

不久后，楊士奇請假回籍，王振趁機大做文章。楊士奇的長子楊稷曾經(jīng)仗勢殺人，王振慫恿言官翻案彈劾，閣議不加法辦，只以彈章封寄楊士奇。但言官又列舉楊稷橫行不法的罪狀幾十件之多，內(nèi)閣無法庇護，將楊稷交大理寺拘系，但看在楊士奇的面子上，案子沒有立即審理。王振又故意讓英宗皇帝下詔安慰楊士奇。這樣一來，楊士奇自覺無顏還朝，不肯回到京師。三楊中只剩下楊溥，愈發(fā)勢孤。而其余閣臣都是后進，無力與王振對抗。

三大殿落成后，朝廷舉行了慶賀大典，賜文武大臣宴。明朝自建國以來，“中官不預(yù)外廷宴”，所以事先沒有邀請王振。王振卻因此大發(fā)雷霆道：“我就像周公輔佐成王一樣，為什么不能在宴會上占一個席位！”

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見不到“王先生”，也內(nèi)心不安，問道：“王先生為何不來？”于是，開東華門中門召王振。王振從東華門步入宴會場地，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見禮。自此，開宦官參加朝廷大宴的先例。

正統(tǒng)七年（1442年）十月，太皇太后張氏去世。太皇太后精明謹慎，她在死之前，本來已經(jīng)預(yù)見王振將要攬政的危險性，卻沒有及時除掉他。太皇太后一死，王振擅權(quán)的障礙都已不復(fù)存在，更加無所顧忌。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，王振就派人將當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宮門的鐵牌銷毀。這就是上面鑄有“內(nèi)臣不得干預(yù)政事，犯者斬”十一字的鐵牌，這條祖訓(xùn)對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，勢必拔之而后快。

朝野上下對太祖所立鐵牌被毀之事一片嘩然，卻只是敢怒不敢言。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這時候新立錢氏為皇后不久，開始親自上朝聽政，卻依舊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師，對王振的行為聽之任之。

王振權(quán)勢熏天，不過也有少數(shù)大臣不肯屈從。王振初得勢的時候，問三楊道：“吾鄉(xiāng)誰可為京卿者？”

其本意是想提拔同鄉(xiāng)為京卿。三楊明白王振的用意，因受制于王振，于是推薦了王振的同鄉(xiāng)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。

薛瑄為人正直不阿，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，楊士奇要他去拜見王振，以謝提拔知遇之恩。薛瑄正色道：“拜官于公朝，謝恩于私室是我所不為之事。”斷然拒絕。

有一次，王振到東閣召集眾公卿集會議事。與會公卿一個個對王振俯首揖拜，唯獨薛瑄昂首直立，不理會王振。王振知道這人是薛瑄后，頗為驚訝。“振趨揖之，瑄亦無加禮”。王振主動跟薛瑄打招呼，他都愛理不理，王振遂懷恨在心。

后來北京有位武官病死，王振的侄子王山見其妾岳氏貌美，想據(jù)為己有，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。王山就與岳氏密謀，誣告該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并逮捕該妻交給都察院審訊。薛瑄在審理這一案件時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其中的問題，“瑄及同官辨其冤，三卻之”，結(jié)果又一次觸犯了王振。王振立即派人誣告薛瑄收了被告賄賂，并將薛瑄問成死罪。

極為難得的是，“系獄待決，瑄讀《易》自如”。到臨刑時，薛瑄的幾個兒子爭著代父受刑。連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動站出來為薛瑄申辯，痛哭流涕，竟然由此打動了王振，決定放薛瑄一條生路。

當時薛瑄已經(jīng)被綁到法場。幸好明朝從正統(tǒng)元年（1436年）開始，執(zhí)行“重囚處決三復(fù)奏”的制度。處決犯人的當天，刑科[58]上奏請旨，皇帝批示不準，再請再不準，三請方準，取的是“殺之三，赦之三”的意思。這些程序完成后，往往已經(jīng)是正午，所以無形之中，斬首變成了午時三刻。剛好三復(fù)奏的時候，兵部侍郎王偉上書請求赦免薛瑄，王振便利用這個機會，改薛瑄的死罪為革職，放回鄉(xiāng)里[59]。

薛瑄算是運氣好，其他不趨迎奉承王振的官員就沒有這么幸運了。王振為鞏固權(quán)位，以殘酷手段排除異己。戶部尚書劉中敷、吏部尚書王直、兵部尚書王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，或被械系長安門外，或下獄監(jiān)禁，或被貶官奪俸。

就連皇親國戚，王振也不放在眼里。駙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順德公主，因事責罵自己府中的閹人呂寶。被王振知道后，說石璟賤視宦官同類，找個由頭，將石璟逮捕入獄。其他內(nèi)外官員，時常被王振一黨欺壓，王振專權(quán)愈甚。一時間，朝廷內(nèi)外烏云密布，大臣們都提心吊膽地過日子。只有深宮中的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渾然不覺，對王振更加信任。

但世上總有不畏強權(quán)的忠直之士，國子監(jiān)祭酒李時勉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在國子監(jiān)授課時，公然講述歷史上宦官的危害。王振得知后，發(fā)誓要報復(fù)李時勉。他既兼領(lǐng)東廠提督，便利用職務(wù)便利，先派密探暗中調(diào)查反對派大臣各種陰事，以此手段來鏟除異己，許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。只是當王振用同樣方法來對付李時勉時，竟然完全失效，神通廣大的東廠番子始終查不到李時勉的任何把柄。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，派了人監(jiān)視李時勉的一舉一動，今日伐枝之舉，也成了他一條大大的罪狀。

朱驥明白了究竟，卻沒有立即趕去國子監(jiān)救人，只皺緊眉頭。李時勉于朱家有恩，朱驥并非不愿意出面，但王振是司禮監(jiān)掌印，既是他下令拿人，多是以皇帝詔令的形式發(fā)出。既是皇帝下的命令，除了皇帝自己，沒有人能夠更改，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殺頭的罪名。

李驥幾人雖期盼地望著朱驥，卻也明白其中難處。

林鶚道：“我們來找朱兄，是想可否請朱兄出面，請那些錦衣衛(wèi)校尉通融一下，讓監(jiān)生們從旁扶住木枷，好減輕李祭酒的痛苦？李祭酒已年逾七旬，這幾日天氣又這么熱，怕是他老人家……”

忽聽到有人叫道：“朱驥！”

轉(zhuǎn)頭望去，卻是朱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謙。他從來都是直呼女婿名字，而不像旁人稱呼小名或是昵稱。

朱驥見于謙一身官服，忙迎上去問道：“岳父不是陪同姑姑、璚英還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[60]進香，說明日才回來嗎？”

“姑姑”是于謙的妹妹于冰，她嫁給錢塘人氏朱濟，目下孫子朱喜得了怪病，聽說京城有名醫(yī)能治，遂千里迢迢帶著孫子趕來北京求醫(yī)，住在兄長家中。于謙本不信奉佛事，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時，時常去碧云庵進香。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為家人求簽祈福，正好趕上放假，他便陪同一道前往。

于謙搖了搖頭，道：“邊關(guān)有告急文書送到，我不得不臨時趕回來。不過璚英還陪著她姑姑、外甥在西山，今晚不回來了。”又問道：“你不是今日當值嗎？怎能擅自離開官署？”語氣頗為嚴厲。

于謙曾是有名的鐵面御史，朱驥又素來敬畏岳父，竟一時語噎，看了李驥一眼，這才囁嚅道：“那個……李祭酒他……”

于謙皺眉問道：“李祭酒怎么了？”

丘濬忙大致說了經(jīng)過，還未說完，一旁李驥便哭出聲來，道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。于公也是朝中重臣，請您救救他老人家。”

于謙未及開言，便聽到北面?zhèn)鱽砗艉却蚨仿暎沁吺潜俊⒐げ俊舨俊⒍Y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，料想是出了大事，忙道：“王司禮當是以詔令的名義下令拿人，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時，當面向皇帝求情。”

李驥道：“那是三日后了，家祖年事已高，哪里能撐到那個時候？”

北面又傳來嘈雜聲，甚至多了金刃交接聲。于謙轉(zhuǎn)頭看了一眼，微一思忖，便道：“目下太后、皇上一行應(yīng)該在返京途中，你們不妨選幾個監(jiān)生做代表……”

林鶚登時眼前一亮，道：“于公是讓我們攔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狀，替李祭酒申冤？”

于謙道：“不是告狀，也不是申冤，而是請求皇上赦免李祭酒。”

李驥畢竟還是個少年，沉不住氣，聲音又尖銳起來，嚷道：“什么赦免？家祖明明是受人誣陷，說是赦免，倒像是承認有罪了。”

于謙搖了搖頭，一時不便當眾說明王振與英宗皇帝關(guān)系非同一般，告王振的狀，等于當街告皇帝，結(jié)果反而會適得其反。

丘濬倒是會意了過來，忙道：“多謝于公出言指點，我們這就回國子監(jiān)找些同學(xué)商議。”

朱驥微一遲疑，道：“那我……”

于謙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趕去國子監(jiān)，看是否能先行設(shè)法解救李時勉，搖頭道：“你救不了李祭酒。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，那些錦衣衛(wèi)校尉必然奉了嚴令。況且他們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，若要看你的面子，早就手下留情了。”

丘濬忙道：“于公分析得極有道理。朱兄，你就不必多跑這一趟了。事情緊急，我們得盡快回國子監(jiān)，好設(shè)法解救李祭酒。”

朱驥只得與丘濬等人拱手告辭，又跟隨于謙往中央官署趕來。

卻見是鴻臚寺前出了變故，一群人混戰(zhàn)扭打在一起，還動了真家伙。看服飾，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，另一方是日本人，均是入明朝貢的使者。

一些值守官署的明軍軍士亦聞聲趕過來，卻不加勸阻，只在一旁指指點點看熱鬧。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，抱著雙臂，冷冷地站在一旁。

* * *

[1]大明門：清代稱大清門，民國稱中華門。正門除國家大典以外，常年不開。皇帝迎娶皇后時開此門，迎大紅喜轎進門，其余妃、嬪只能乘彩車進玄武門（清代稱神武門）。1954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，大明門被拆除。1976年在大明門舊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紀念堂。

[2]清代時，清廷改大明門為大清門時，直接將“大明門”門匾拆下，翻轉(zhuǎn)重刻后重嵌。民國時，執(zhí)政選定于1912年10月9日（辛亥革命一周年慶典的前一天）將大清門更名為中華門，因不知清廷已翻轉(zhuǎn)門匾重刻之典故，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，直接刻上“中華門”。然拆下門匾后，才發(fā)現(xiàn)里面是“大明門”三字，只好臨時趕制了一塊木匾，由王冶秋（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(yè)的主要開拓者及奠基人）題寫“中華門”匾額，掛于檐下。原“大清門”匾由文化部社會文化事務(wù)管理局保存，后移交首都博物館。

[3]棋盤街到清代乾隆時改圍以石欄，中間有路通東、西江米巷（今東、西交民巷），新中國成立后擴建天安門廣場時悉數(shù)拆除。

[4]隋代以來，歷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獄，與大理寺（相當于現(xiàn)代的最高法院）并列。唯元代只設(shè)刑部，無大理寺。明清兩代，刑部與都察院（由前代御史臺發(fā)展而來，主掌監(jiān)察、彈劾及建議，為最高監(jiān)察機關(guān)）、大理寺并稱“三法司”。遇有重大案件，由三法司會審，亦稱“三司會審”。光緒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清廷宣布“仿行憲政”，改刑部稱法部，刑部之稱遂撤。

[5]明初官員休假很少，一年只有3天假期，分別是春節(jié)、冬至及皇帝生辰。直到明中后期，休假制度才逐漸完善起來，一月固定休假4天，加上節(jié)假日，每年休假50天左右。但明廷仍然廢除了前朝名目眾多的探親假期，只規(guī)定父母大喪，守孝3年。

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，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響，每月例假改為每周日休假1天。

[6]圓覺寺：遺址在今北京朝陽區(qū)十八里店鄉(xiāng)老君堂村，為大宦官金英修建。金英得寵于明仁宗、明宣宗、明英宗三朝，其人信佛，自稱是“奉佛弟子”。明英宗正統(tǒng)元年（1436年）二月，金英以報答前朝皇帝恩寵為名，用所獲賞賜的金幣以及募捐所得，在賜地武基莊田建造了一座佛寺。佛寺頗具規(guī)模：中有如來殿，左為觀音殿，右地藏殿，前天王殿，后圓覺殿。廊廡繪有五百羅漢像。此外還有鐘鼓樓、禪堂、齋堂、僧房，外有山門、金剛具像等。正統(tǒng)二年（1437年）八月建成后，金英又將皇帝所賜田土、樹株布施給寺廟，作為齋糧，并延請名師住持，率領(lǐng)僧眾朝夕諷誦經(jīng)文，祝福太宗（即明成祖朱棣）、仁宗、宣宗永逍遙于極樂，及當今皇上英宗萬歲圣壽。明英宗十分高興，欽賜寺名圓覺禪寺。

[7]錢塘：今浙江杭州。于謙于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四月二十七日午時出生于杭州錢塘太平里（今浙江杭州祠堂巷）。同年閏五月初十，明太祖朱元璋逝世。同月十六日，皇太孫朱允炆即皇帝位，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，史稱建文皇帝。

[8]陸贄：字敬輿，吳郡嘉興（今浙江嘉興）人，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、文學(xué)家、政論家，大歷八年（773年）進士，中博學(xué)宏辭科。后官至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（宰相）。陸贄工詩文，尤長于制誥政論，多用排偶，條理精密，文筆流暢，以深摯的情感和雄暢的辭辯見長，史稱“有唐以來，未曾有之”。建中四年（783年），朱泚叛亂，陸贄隨唐德宗奔奉天，起草了著名的《奉天改元大赦制》。文中以痛切之辭，直書君過，文筆犀利，情感激烈。詔書下達之日，雖武夫悍卒，讀之無不揮涕感動，感染力由此可見一斑。連起兵叛唐的節(jié)度使王武俊、田悅、李納讀到詔書后，都主動去除了王號，上表謝罪。

[9]樂安：今山東廣饒東北。漢王朱高煦封地。

[10]顧佐：字禮卿，太康（今河南）人。建文帝二年（1400年）進士。授莊浪知縣。端午節(jié)時，守將集合官僚校尉，因顧佐是文士，便故意為難他。顧佐取弓箭一發(fā)中的，守將拜服。永樂年間入京任御史，為官剛正，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。因剛直不撓，得罪權(quán)貴極多，宣德年間多次被彈劾，但因深得皇帝信任，又有大學(xué)士楊士奇等人力保，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。顧佐入內(nèi)廷辦公，獨處一間小夾室，不是議政不與官員們?nèi)鹤墒堑镁b號“顧獨坐”。

[11]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、府、縣、里四級，在省一級設(shè)承宣布政使司、都指揮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，分別統(tǒng)管行政、軍事、刑名，直接對中央各部負責，互不統(tǒng)屬，互相制約。但中央為了加強對各省的控制，經(jīng)常臨時派出中央官員了解、處理地方事務(wù)，協(xié)調(diào)軍政事宜，此即為巡撫制度——“巡撫之名，起于懿文太子（即明太祖朱元璋長子朱標）巡撫陜西。永樂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明成祖朱棣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，安撫軍民。以后不拘尚書、侍郎、都御史、少卿等官，事畢復(fù)命，即或停遣”。明宣宗初年，熊概、葉春等人出巡江南，“南畿（明代除省之外，又有兩個相當于省區(qū)的地方：南直隸（或稱南畿，以南京為中心）和北直隸（或稱北畿，以北京為中心）、浙江設(shè)巡撫自此始”。由于明宣宗朱瞻基發(fā)展完善了巡撫制度，曾大量增設(shè)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撫。于謙曾以山西道監(jiān)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，不畏權(quán)貴，為許多案子平反昭雪，聲名很高。明宣宗正式設(shè)立巡撫后，親自書寫于謙名字交給吏部，于謙因此越級升遷任兵部左侍郎，巡撫河南、山西等地，但巡撫是其本職，兵部侍郎只是掛名。明英宗朱祁鎮(zhèn)即位后，于謙依舊負責按察各地，正統(tǒng)十三年（1448年）升遷為兵部右侍郎，享受二品俸祿，這“兵部右侍郎”才是正式兵部官職。

[12]尚義倉就是開明地主捐資輸谷的貯藏處所。平準倉就是豐年賤價買進，遇到兇年照昔日賤價平糶的倉庫。倉前立碑勒名，書明某人捐資若干、某人輸粟若干。捐二百金以上的給予冠帶，賤價平糶過千百石的建坊給匾，予以旌表，并免捐資輸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，同時教人民口碑傳誦，表示獎勵。

[13]明代工部（六部之一）下設(shè)街道廳，負責北京街道設(shè)施維修養(yǎng)護事宜，包括日常清潔、保護公共設(shè)施等。同時又設(shè)街道房，專管京城坊巷街道，也負責平日的街道灑掃、春日通溝等瑣碎事務(wù)，但直接隸屬于錦衣衛(wèi)。

[14]裱褙胡同：今稱東、西裱褙胡同，位于今北京崇文門內(nèi)北京日報社東，于謙故居（今北京東城區(qū)西裱褙胡同23號）即在此處，今猶存，已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[15]提刑按察使司：明代設(shè)立在省一級的司法部門，主管一省的刑名、訴訟事務(wù)，但審理權(quán)限僅僅限于徒刑以下（包括徒刑）的案件，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須報到刑部審理。同時也是中央監(jiān)察機關(guān)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機構(gòu)，對地方官員行使監(jiān)察權(quán)。主管為提刑按察使或稱為按察使，簡稱臬臺、臬司，與承宣布政使并為一省最高長官。

[16]漢代有博士祭酒為博士之首。西晉改設(shè)國子祭酒，隋唐以后稱國子監(jiān)祭酒，為國子監(jiān)（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學(xué)，為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的最高學(xué)府）的主管官。清末始廢。后亦以泛稱文壇﹑藝壇或?qū)W術(shù)界﹑文化界的首腦人物。

[17]北京因是都城，地方級行政機構(gòu)不同于其他，設(shè)有順天府、五城兵馬指揮司及五城巡城御史（始于明英宗正統(tǒng)朝）。順天府下轄四州二十三縣（轄區(qū)大于今北京地區(qū)），其中宛平和大興兩縣為京縣（即在北京城區(qū)）。宛平縣署位于北安門外以西積慶坊（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剎海以西）。大興縣署位于安定門南教忠坊（今東城大興胡同）。除此之外，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為五個城區(qū)，分受五城兵馬指揮司統(tǒng)轄，包括中兵馬指揮司（官署名不帶“城”字，位于仁壽坊，今大佛寺街中段）、東城兵馬指揮司（位于思城坊，今東四北三條胡同）、南城兵馬指揮司（位于宣南坊，今西城區(qū)兵馬司后街）、西城兵馬指揮司（位于咸宜坊，今西四南大街兵馬司胡同，胡同即因此得名）、北城兵馬指揮司（位于昭回靖恭坊，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馬司胡同）。五城巡城御史則屬于都察院監(jiān)察御史外放小差，負責巡視各城區(qū)，維護治安。

[18]瓊州：今海南。

[19]彝倫堂：原為元代崇文閣舊址，明永樂時重建，改今名。彝倫，意為大地入之常道。皇帝來國子監(jiān)講學(xué)時在這里設(shè)座。清乾隆修建辟雍后，彝倫堂改為國子監(jiān)的藏書處所。

[20]安福：今江西安福，位于宜春市東南。

[21]明制，殿試一甲進士（一甲即前三名，號“三鼎甲”，第一名稱狀元，第二名稱榜眼，第三名稱探花）直接授翰林院官職，二三甲進士還可以參加翰林院的考試，即“館選”，標準是文學(xué)優(yōu)等及擅長書法，取中者被稱為“庶吉士”。庶吉士在翰林院學(xué)習(xí)三年后，成績優(yōu)者留翰林院，不得留者，則為科道官、六部主事，或出為州、縣官。

[22]古人認為天帝居住的天宮有一萬間，皇帝身為天子，不能超越天帝，故少半間。

[23]奉天殿：即民間俗稱的金鑾殿，是中國現(xiàn)存最大的木結(jié)構(gòu)大殿。明永樂年間建成時稱奉天殿。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改稱皇極殿，清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改太和殿。建成后屢遭焚毀，多次重建，今殿為清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重建后的形制。

[24]華蓋殿：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，并接受執(zhí)事官員朝拜的地方。凡遇皇帝親祭，如祭天壇、地壇，皇帝于前一日在華蓋殿閱視祝文，祭先農(nóng)壇舉行親耕儀式前，還要在此查驗種子和農(nóng)具。皇太后上徽號，皇帝在此閱視奏書。玉牒告成，恭進華蓋殿呈御覽，同時要舉行隆重的存放儀式。明初稱華蓋殿，嘉靖時遭遇火災(zāi)，重修后改稱中極殿，現(xiàn)天花內(nèi)構(gòu)件上仍遺留有明代“中極殿”墨跡。清順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清皇室入主紫禁城，第二年改中極殿為中和殿。“中和”二字取自《禮記·中庸》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道也。”三大殿中唯有這間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靜靜地思考。

[25]謹身殿：屬于殿宇式建筑。初名謹身殿，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改稱建極殿，清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始名保和殿。“保和”出自《易經(jīng)》：“志不外馳，恬神守志。”意思是神志得專一，保持宇內(nèi)和諧，才能福壽安樂，天下太平。今保和殿有“皇建有極”匾，為清乾隆皇帝御筆，典出《洪范》“皇建其有極”。

[26]余杭：今浙江杭州。涿郡：今北京。

[27]盡管當時反對遷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數(shù)，但從長遠來看，遷都北京確實有力地解決了北部邊防的問題。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，不僅因為北京是他的“龍興之地”，這其中，還有更深層的意義，即引人矚目的“天子守邊”現(xiàn)象。歷史上王朝建都，一般都選中間位置，是“天子居中，諸侯守邊”。但歷史事實證明：如果守邊的諸侯、邊將兵力薄弱，則邊患不已；反之，兵多權(quán)重又會威脅朝廷，唐朝安祿山謀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而到了明朝，邊患主要來自北方蒙古，明朝廷必須在北部邊防屯駐重兵，以防止蒙古騎兵南下。明太祖朱元璋為了避免重蹈邊將擁兵自重的歷史覆轍，大肆屠殺功臣，將北部邊防的立足點放在了諸親王身上，實行以藩王御邊的政策。朱元璋對自己的設(shè)計非常滿意，因而才對孫子朱允炆得意地說：“朕以御虜付諸王，可令邊塵不動，貽汝以安。”他認為這樣便不會對皇權(quán)造成任何威脅。燕王朱棣手中兵權(quán)最重，且為明軍精銳。正是依靠這樣的軍事實力，朱棣通過“靖難之役”打到南京，奪取了帝位。至此，顯然朱元璋那一套兒子守邊的辦法也不可靠，朱棣必須想出新的辦法。既要安邊，又不能兵權(quán)旁落，于是朱棣做出大膽舉動，把國都定在他曾經(jīng)的封地──北京，這樣，邊防的軍政大權(quán)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，大大減少了邊鎮(zhèn)將帥割據(jù)稱雄的可能。而真正的積極之處在于：天子守邊，如果能居安思危，以身守塞，則天下安寧。“天子守邊”這一格局對整個中原的生產(chǎn)和經(jīng)濟產(chǎn)生了重大影響，尤其對促進江南地區(qū)的經(jīng)濟繁榮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。大后方長期的安寧，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業(yè)的發(fā)達，江南地區(qū)出現(xiàn)了資本主義萌芽。

[28]諒闇（liàng ān）：帝王居喪。

[29]金瓜：古代衛(wèi)士所執(zhí)的一種兵仗。棒端呈瓜形，銅制，金色。

[30]血竭：中藥名，為棕櫚科植物麒麟竭果實滲出的樹脂經(jīng)加工制成。據(jù)《本草綱目》：“木之脂液，如人之膏血，其味甘咸而走血，蓋手、足厥陰藥也。肝與心包皆主血故爾。”具有活血定痛、化瘀止血、生肌斂瘡的功效。用于跌打損傷，心腹瘀痛，外傷出血，瘡瘍不斂。明代時之所以珍貴無比，難得一見，是因為原材料只生長于印度尼西亞爪哇、蘇門答臘、婆羅洲等處，屬于舶來品。

[31]光祿寺卿：官名。南朝梁置光祿卿，北齊稱光祿寺卿，后代沿之。主要掌宮廷飲膳及祭獻食品。

[32]十二監(jiān)包括司禮監(jiān)、內(nèi)宮監(jiān)、御用監(jiān)、司設(shè)監(jiān)、御馬監(jiān)、神宮監(jiān)、尚膳監(jiān)、尚寶監(jiān)、印綬監(jiān)、直殿監(jiān)、尚衣監(jiān)、都知監(jiān)。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禮監(jiān)，不僅總管內(nèi)廷宦官事務(wù)，還兼領(lǐng)其他重要官職，如東廠提督、南京守備等。明中后期實行的票擬制度更是使司禮監(jiān)多了一項職權(quán)——批答奏章，傳宣諭旨，宦官干政便由此開始。內(nèi)宮監(jiān)掌管各類工程事務(wù)，負責營造宮室、陵墓以及御前所用銅、錫、木、鐵之器等。御用監(jiān)掌管、采辦皇帝所用的器物，如圍屏、床榻、桌柜等。司設(shè)監(jiān)掌管鹵簿、儀仗、圍蟆、帳幔、簾席、雨具等。御馬監(jiān)主管內(nèi)府馬政。神宮監(jiān)掌管太廟及各廟的灑掃、香燈等。尚膳監(jiān)掌管御膳、宮內(nèi)食用和筵宴等。尚寶監(jiān)掌管寶璽、敕符、將軍印信等。印綬監(jiān)掌管古今通集庫以及鐵券、誥敕、貼黃、印信、圖書、勘合、符驗、信符等。直殿監(jiān)掌管各殿及廊廡灑掃之事。尚衣監(jiān)掌管皇帝的冠冕、袍服、靴襪等。都知監(jiān)起初負責各監(jiān)行移、關(guān)知、勘合等事，后來專門跟隨皇帝，負責導(dǎo)引清道。

[33]宦官四司分別為：1. 惜薪司，掌管宮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門、山陵等處內(nèi)臣柴炭等；2.鐘鼓司，掌管皇帝上朝時鳴鐘擊鼓以及演出內(nèi)樂、傳奇、過錦、打稻等雜戲；3. 寶鈔司，掌管造辦粗細草紙；4. 混堂司，掌管沐浴之事。

[34]宦官八局為：1. 兵仗局，主要掌造刀槍、劍戟、鞭斧、盔甲、弓矢等各類兵器，宮中御用鐵鎖、錘鉗、針剪以及鐘、鼓、鐃、鈸等法器的制造，也歸該局負責；2.銀作局，負責打造金銀器飾；3. 浣衣局，負責清洗宮中衣被等，多由年老及有罪退廢的宮人充任，該局是二十四衙門中唯一不在皇宮中的宦官機構(gòu)；4.巾帽局，掌管宮中內(nèi)使帽靴、駙馬冠靴及藩王之國諸旗尉帽靴；5. 針工局，掌造宮中衣服；6. 內(nèi)織染局，職掌染造御用及宮內(nèi)應(yīng)用緞匹絹帛之事；7.酒醋面局，掌管宮內(nèi)酒、醋、糖、醬、面、豆等物，供御前宮眷及各衙門內(nèi)官之用；8.司苑局，掌管宮中各處蔬菜瓜果及種藝之事。除宦官二十四衙門外，宮女們也有衙門，共五個局：尚宮局、尚儀局、尚食局、尚寢局、尚功局。每個局又分為四個司，規(guī)模也不小。

[35]暹羅：今泰國。有名貓叫暹羅貓，就是因為原產(chǎn)于泰國。又，明宣宗朱瞻基極愛貓，有不少關(guān)于貓的繪畫作品傳世，曾作《花下貍奴圖》《五貍奴圖》《壺中富貴圖》等。同時期著名宮廷畫家商喜亦有《戲貓圖》傳世。

[36]鄭和原本姓馬，馬氏世代為元云南重臣，與蒙古諸王、大理段氏共掌云南軍政，事詳見同系列小說《孔雀膽》。大明平云南后，鄭和被俘，閹割后送入明宮為奴，后又被明太祖朱元璋賜給第四子朱棣。

[37]蔚（yù）州：今河北蔚縣。位于河北省西北部，東臨北京，南接保定，西倚山西大同，北枕張家口。

[38]明初在京師和各軍馭要害之處設(shè)立衛(wèi)、所（所為衛(wèi)下級機構(gòu)），所作為基本的駐兵單位。衛(wèi)、所來源于元代而又有所發(fā)展，兼有世兵制和府兵制的性質(zhì)。士兵皆有軍籍，父子相繼為兵，平時駐防或屯田，遇有戰(zhàn)事，朝廷命將，領(lǐng)兵征戰(zhàn)。戰(zhàn)爭結(jié)束，將還帥印，兵歸衛(wèi)、所。每府設(shè)一所，數(shù)府或要沖之地設(shè)一衛(wèi)，每衛(wèi)設(shè)指揮使、副職稱指揮同知，統(tǒng)轄士兵5600人。衛(wèi)之下有千戶所，轄士兵1120人，長官有千戶長、副千戶長。千戶之下有百戶所，有士兵112人，長官為百戶長。百戶之下有總旗2人，小旗不等。衛(wèi)、所軍官多世襲。京畿附近立26衛(wèi)，為天子親軍，叫作上直衛(wèi)。每省設(shè)一都司，長官稱都指揮使、副職稱部指揮同知，統(tǒng)轄省內(nèi)衛(wèi)、所。各都司統(tǒng)由中央的五軍都督府管轄。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，全國定都司為17，行都司3，留守司l，內(nèi)外衛(wèi)329，千戶所65。明成祖后增都司為21，留守司2，內(nèi)外衛(wèi)493，千戶所359，兵額總數(shù)（包括屯田軍）達270余萬人。至于其具體的分布，則是朝廷根據(jù)全國各地的戰(zhàn)略位置、防御需要來設(shè)置，有的一府數(shù)衛(wèi)，有的數(shù)府一衛(wèi)，有的則一府、一州一個千戶所而已。明代實行世兵制，衛(wèi)所兵士皆由“軍籍”家庭世代充任，衛(wèi)以下軍官也都世襲。這些衛(wèi)所平時同時受一省軍事長官都指揮使司和中央軍事機構(gòu)五軍都督府節(jié)制，戰(zhàn)時則聽命于朝廷委派的臨時將領(lǐng)。戰(zhàn)罷仍歸衛(wèi)所。這固然避免了武人擁兵自雄的現(xiàn)象，但也造成了將不熟兵，兵不習(xí)將的弊端，導(dǎo)致軍隊戰(zhàn)斗力不高。

[39]通政司：官署名。全稱通政使司。明朝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設(shè)置，秘書機構(gòu)，掌內(nèi)外章奏封駁及臣民進言申訴諸事，受其事移送各職能部門辦理，有重大事項則請旨裁決，是皇帝的文書總收發(fā)機關(guān)。長官為通政使。

[40]明初稱左順門，明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九月改名會極門，清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五月改名協(xié)和門。

[41]明宣宗朱瞻基就是歷史上著名的“蟋蟀天子”。他自小就喜歡斗蟋蟀（又稱促織），即位之后，他覺得北京的蟋蟀不好，曾經(jīng)讓各地采辦上等蟋蟀來京。地方官員為了取悅朱瞻基，都變本加厲地下達任務(wù)，一度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負擔，弄得雞犬不寧。據(jù)說蘇州的蟋蟀特別好，朱瞻基特意命蘇州知府況鐘協(xié)助太監(jiān)采辦了一千只蟋蟀。當時有歌謠云：“促織瞿瞿叫，宣宗皇帝要。”當?shù)匾粋€小吏用一匹馬換了一只好蟋蟀，準備獻給皇帝，不料妻妾好奇觀看，一不小心蟋蟀跑了。妻妾知道闖了大禍，均上吊自殺。小吏為了一只蟋蟀，弄得家破人亡，也上吊自殺了。蒲松齡《聊齋志異》中的《促織》即是根據(jù)這個小吏的故事改編的。又，作為太平太子，朱瞻基很會享受，除了斗蟋蟀外，他還喜歡動植物，喜歡美食，尤其愛吃朝鮮菜。出于這一個人目的，朱瞻基大力發(fā)展跟朝鮮的關(guān)系，還寫信給李朝國王，索要女廚師，因為他特別喜歡朝鮮女廚師做的朝鮮風味的豆腐。又，按照野史說法，明成祖朱棣生母碽妃本是高麗人，原是元朝宮人，后來被朱元璋收納，之后還被封為妃子。碽妃生朱棣后，馬皇后養(yǎng)為己子，將碽妃賜死。碽妃身世難以考證，朱棣是否具有高麗血統(tǒng)也不能確定，不過朱棣當上皇帝后確實偏愛朝鮮（當時高麗王朝已被李氏朝鮮取代）美女和朝鮮食物，數(shù)次要求朝鮮進獻美女和擅長制作朝鮮菜肴的廚子。

[42]安南：今越南，又稱交阯。

[43]永樂時期，明軍兵鋒極健，安南雖懾于大明軍威而重新歸附，但由于歷史淵源，民心并不真正向明。之后，大明與安南之間幾乎沒有斷過兵燹，戰(zhàn)爭綿延長達三十年之久，極大地牽制了明朝的軍事力量，巨大的軍費開支也成為明廷的沉重負擔。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時，安南問題日趨嚴重，明軍不斷在安南遭到敗績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朱瞻基最終決定放棄安南，撤銷交阯布政使司，承認安南獨立，徹底扔掉了這個歷史包袱，每年省出軍費上億兩。此舉在當時曾引起巨大爭議，反對者不在少數(shù)。但實為高瞻遠矚之舉，非但可以休兵養(yǎng)民，節(jié)省大批人力財力，減輕明廷的負擔，還可以令明軍全力應(yīng)付最大的威脅——北方的蒙古。

[44]明仁宗正當壯年，“無疾驟崩”，內(nèi)中必有緣由，但《明仁宗實錄》《明史》等官方記錄只字不載其死因，故引發(fā)多方猜測。據(jù)明人祝允明（即祝枝山）《野記》記載：洪熙元年（1425年）四月初七，是明仁宗皇后張氏生日，按照慣例，嬪妃、命婦等都入宮為皇后祝壽。明仁宗貴妃郭氏為明初勛臣武定侯郭英孫女，生有三位皇子，很得仁宗寵愛。她恃寵而驕，對張皇后也不如何恭敬。張皇后生日當天，郭貴妃忽然一改前態(tài)，上前敬酒。張皇后卻不肯接酒，場面甚為尷尬。老好人仁宗皇帝遂出面圓轉(zhuǎn)，主動接過郭貴妃的敬酒飲下。郭貴妃大驚失色，卻是阻止不及。一個多月后，明仁宗身感不適，于五月十二日驟然病逝，郭妃也自剄而亡。而據(jù)官方正史《明宣宗實錄》記載：仁宗死后，有五妃殉葬。郭貴妃曾生育三位皇子，依例不在殉葬之列，但她居然也被列為從葬亡妃。雖然官方文獻說郭氏是“銜上恩，自裁以從天上”，但其諸子尚幼，不大可能自殺，似是從側(cè)面證實了《野記》的說法。

[45]陰癥：中醫(yī)診斷學(xué)名詞。凡癥候之在里，屬寒、屬虛者，均屬陰癥。如：身寒喜溫，面色蒼白，轉(zhuǎn)側(cè)艱難，臥時蜷縮，倦怠乏力，萎靡不振，舌質(zhì)色淡而胖嫩，舌苔潤滑，靜而少言，語聲低微，呼吸怯弱，食減難消，口中無味，不煩不渴，腹痛喜按，大便溏薄，小便清長或短少，脈象沉微、細澀、遲弱無力等。據(jù)明人所著《病逸漫記》：“仁宗皇帝駕崩甚速，疑為雷震，又疑宮人欲毒張后，誤中上。予嘗遇雷太監(jiān)，質(zhì)之，云皆不然，蓋陰癥也。”又據(jù)《明史·羅汝敬傳》：“宣宗初，（羅汝敬）上書大學(xué)士楊士奇說：‘先皇帝（仁宗）嗣統(tǒng)未及期月，奄棄群臣，揆厥所由，皆險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。’”古時治療陰癥并無良藥，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機可乘。這類藥方明成祖朱棣晚年也服用過，大多為猛烈之藥，服后容易興奮，也容易暴怒。

[46]明仁宗駕崩后，消息很快走漏。明仁宗親弟漢王朱高煦就藩山東樂安（今山東廣饒東北），但在京師安插了眾多耳目，得到消息后，立即派出精騎截殺遠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，阻止其返京繼位。然自山東出發(fā)的騎兵，竟未能追上從南京出發(fā)的太子，朱瞻基已從南京馳到良鄉(xiāng)（今北京西南20公里良鄉(xiāng)鎮(zhèn)，是北京的西南門戶，因“人物俱良”而得名），在那里接受了繼位遺詔，隨即入京主持舉哀發(fā)喪，在明仁宗靈前即位。再反過來看太子朱瞻基的行程。當年四月十四日，朱瞻基離開北京，前往鳳陽（明太祖朱元璋故鄉(xiāng)）祭祖，而后赴南京。朱瞻基出發(fā)后，明仁宗出京至昌平祭長陵（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，為明十三陵之首），顯然身體無恙。五月十二日，仁宗忽然重病，急命宦官海濤攜帶詔書馳赴南京，召還皇太子。當時南北兩京相距兩千里，而朱瞻基在六月三日便與海濤一道趕回了北京。從海濤角度來看，他來回只用了二十天，二十天奔馳四千里，這在當時條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。再從太子朱瞻基的角度來看，他離京是為了到鳳陽祭祖，按日程安排來看，他最快六月中旬才能到達南京，然而他竟在六月三日便趕回了北京，以當時通信及交通條件來看，這是不可能發(fā)生的事，除非他早猜到京師要出大事，預(yù)先做了準備。漢王朱高煦封地居于南北兩京中段，以他消息之快及路程之短，所派截殺精騎竟連太子朱瞻基的影子都未追上，似乎也說明了問題。

[47]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，南京降為陪都，用北京控制北方邊防，用南京控制南方財賦。南京同樣設(shè)立一套政府機構(gòu)，但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。南京宮殿雖然有皇族和大臣駐守，但卻漸趨衰敗。正統(tǒng)十四年（1449年）夏六月，天降雷雨，謹身殿、華蓋殿等被雷電擊中起火燒毀。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年）五月，南京刮颶風，太廟的樹被連根拔起，太廟大祀殿和皇城各門獸吻被毀。嘉靖元年（1522年）七月，南京下暴雨，江水泛濫，整個南京城及皇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。公元1644年，當李自成攻陷北京、南明不得不在陪都南京建立小朝延時，南京皇宮已經(jīng)相當破敗，三大殿蕩然無存，福王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。清朝平定江南后，將明皇宮改為八旗兵駐防城，各處建筑遭到很大破壞。太平天國期間，明皇宮又經(jīng)受了一次較大的破壞。此時，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構(gòu)件尚保存完好以外，地上只剩下一堆殘垣碎瓦，成為蛇鼠出沒的廢墟。

[48]承天門：今天安門，為著名工匠蒯祥設(shè)計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承天門是至高皇權(quán)的象征，其名字來源于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首創(chuàng)的圣旨開頭語：“奉天承運。”表明其一切行動都是奉天而行，朱氏皇朝是承方興之運。影視劇中經(jīng)常看到這一幕，皇帝派人頒布圣旨時，開頭總是說：“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。”這一套實際上是起自朱元璋。承天門還是明廷圣旨出宮的地方，頒布圣旨時，要將圣旨裝在盒子里，盒子用繩子吊著，從承天門慢慢放下去，下面有人跪著接住盒子，表示“承天”的意思。

[49]廷杖行杖情形，錢穆在其所著的《國史大綱》提到：“（廷杖）其殘酷無理，殆為有史以來所未見。《魏叔子集》載廷杖事，言每廷杖，必遣大璫監(jiān)視，眾官朱衣陪列，左中使，右錦衣衛(wèi)，各三十員，下列旗校百人，皆衣襞衣，執(zhí)木棍。宣讀畢，一人持麻布兜，自肩脊下束之，左右不得動。一人縛其兩足，四面牽曳，唯露股受杖，頭面觸地，地塵滿口中，受杖者多死。不死，必去腐肉斗許，醫(yī)治數(shù)月乃愈。而監(jiān)杖用內(nèi)官，行杖用衛(wèi)卒，遂使士大夫懸命其手。”

[50]明代制度，召外藩親王入京，必須有內(nèi)府的金牌和符信，只有皇帝或太后圣旨，才可取出。

[51]麓川也稱勐卯，是傣族先民在云貴高原西部建立的古代王國。明軍占領(lǐng)云南后，麓川主思倫法與明通好，明廷冊封思倫法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世襲宣慰使，麓川遂成為明朝屬國。到了思任發(fā)一代，起初尚能與明朝相安無事，后兼并各部，勢力漸盛。明英宗正統(tǒng)二年（1437年）據(jù)地擁眾反明，次年攻占南甸、騰沖，曾擊敗明黔國公沐晟等軍，沐晟（明太祖朱元璋義子沐英次子，女為明成祖第三子朱高燧正妃）因此而畏罪自殺。正統(tǒng)六年（1441年），在兵部尚書王驥、定西伯蔣貴等重兵鎮(zhèn)壓下，勢漸不振。正統(tǒng)八年（1443年），敗走緬甸，明軍再興師征討，務(wù)求除之。正統(tǒng)十年（1445年）十二月，緬甸宣慰使卜刺浪馬哈省將思任發(fā)活捉，獻于明朝，思任發(fā)中途絕食而死。對麓川用兵為正統(tǒng)一朝的重大軍事失誤，完全是宦官王振好大喜功所為，征伐麓川的明軍70%都死在了云南，包括方政、沐晟等著名良將。

[52]建安：今福建建甌。

[53]石首：今湖北石首。

[54]吉水：今江西吉水。

[55]河州：今甘肅蘭州一帶。

[56]朱棣大軍占領(lǐng)南京時，解縉的身份還是建文朝的大學(xué)士。之前他已與另一位大學(xué)士胡廣（建文二年庚辰科狀元，該科廷試王艮本是第一，但因貌丑，不得不屈居第二，胡廣則因相貌端正替代王艮成為狀元）約定：城破便一起自殺殉國。然死到臨頭時，解縉又不舍得，于是派仆人去查看胡廣是否已經(jīng)自殺。仆人到胡府時，胡廣正要將頭套進繩圈中上吊自殺，忽轉(zhuǎn)頭問家人道：“那幾口豬今日喂了嗎？”仆人回報后，解縉笑道：“連豬都放不下，哪會放得下自己？”于是放棄自殺，后與胡廣一道降燕，擁朱棣為帝。解縉后來為朱棣器重，去探訪駙馬李讓（娶朱棣女永平公主），恰巧李讓不在家。永平公主久聞解學(xué)士大名，想一睹風采，便隔簾叫人留解縉用茶。解縉索筆題詩道：“錦衣公子未還家，紅粉佳人叫賜茶。內(nèi)院深沉人不見，隔簾閑卻一團花。”永平公主大怒，奏報父皇朱棣。朱棣笑道：“此等風流學(xué)士，見他怪做什么？”就此作罷。

[57]泰和：今屬江西。

[58]非刑部，六科之一，負責處理刑事案件。

[59]明人黃宗羲在《明儒學(xué)案》中詳細記載了這件當時轟動一時的大案：“振有老仆者，山西人也，泣於下，振怪問之，曰：‘聞薛夫子（指薛瑄）將刑，故泣耳。’振問：‘若何以知有薛夫子？’曰：‘鄉(xiāng)人也。’具言其平生狀。振惘然，立傳旨戍邊，尋放還家。”直到王振死后，薛瑄才重新被起復(fù)，后來一直做到禮部侍郎，并一度以翰林學(xué)士入閣。

[60]碧云庵：今北京香山碧云寺，始建于元至順二年（1331年），相傳為耶律楚材后裔耶律阿勒彌舍宅開山而建。明正德年間，御馬監(jiān)太監(jiān)于經(jīng)曾在寺后營建生壙，對庵寺進行擴建，并改碧云庵為碧云寺。天啟年間，大宦官魏忠賢亦在此營建生壙，并重修碧云寺。但于、魏二人均獲罪而死，未能葬于此地。至清乾隆年間，又對碧云寺進行大規(guī)模增建。1925年，孫中山先生在北京，靈柩曾暫時停放在碧云寺后殿，此殿后因此而改名為中山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