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誠，是指以真誠的態度輔佐君主，使君主安心；誠信，則是以正直的方式對待朋友，匡正其行為，忠誠和誠信兼備就是“周”。君子做到“周”，那么上下關系和睦，天下也就安寧了。周勃平定諸呂之亂，迎立漢文帝，事后卻表現出居功自傲的神色。但他并非有意欺君犯上、謀取私利，只是因為不學無術，才在不知不覺中露出了驕態。袁盎與周勃一同侍奉君主，雖然尊卑有別，但他們本應有著同僚之間相互扶持的情義。袁盎如果當時能及時規勸、糾正周勃，周勃難道就一定會固執己見、不知悔改嗎？就算周勃不聽勸，袁盎再在朝堂上當面指出他的過錯，這樣一來，周勃的過錯無法掩飾，漢文帝心中的不滿也能得到緩解。然而，袁盎既不規勸，也不當面指正，反而跑去告訴漢文帝：“丞相太過驕縱，陛下您又過于謙讓，這樣下去，君臣雙方都有損德行。”這番話一出口，君臣之間的嫌隙猜忌就產生了，周勃的災禍也早早埋下，難以化解，實在是危險啊！漢文帝的謙讓，并非是德行有失，他尊重有功之臣，禮遇大臣，這與太甲、成王的寬厚仁愛之心并無不同。袁盎卻引導漢文帝對大臣產生猜忌，這種行為實在稱不上忠誠。袁盎明知周勃并無惡意，卻不加以規勸，反而在中間挑撥離間，這就是不誠信的表現。袁盎陰險狡詐，后來他陷害晁錯，奪取了晁錯的權力，其實這種險惡用心在對待周勃時就已經顯現出來了。小人實在是太可怕了！
??還有一些人，雖然奸惡程度比不上袁盎，但他們淺薄急躁，心胸狹隘，不識大體，一看到什么就隨口亂說，給君臣都帶來災禍，等到后悔時卻已經來不及了，他們雖然和袁盎不是一類人，但造成的危害卻和袁盎一樣。所以君主不僅要遠離奸惡之人，也要遠離急躁之人，這樣才算是真正做到了親近親人和尊重賢能。《易經》里說：“謙亨，君子有終。”只有君子秉持謙遜的品德，才能有好的結局。如果不是君子，就算表面上謙遜，也很難善終。所以《易經》里提到“撝（huī，通‘揮’，發揮、施展）”“嗚（發出嘆息聲，表謙遜）”“勞（有功勞仍謙遜）”等表現謙遜的狀態，最終卻落到“侵伐”的地步。雖然表面上看似吉利，沒有什么不利的，但這終究不是以君子之道達到的結局。君子的謙遜，是發自內心的真誠。即使是帝王，也需要禮賢下士，才能守住皇位；即使是圣人，也需要傾聽普通人的意見，才能汲取善念。這是理所當然的道理，君子全心全意踐行這一點，真誠地對待天下人。他們表現出的謙遜并非刻意為之，而是自然而然的，這樣才能有好的結局。所以，謙讓是真誠的表現，擔當同樣也是真誠的體現。堯為了天下百姓尋找賢能之人，將帝位傳給舜，而不偏愛自己的兒子丹朱；大禹將帝位傳給啟，商湯將帝位傳給太甲，周武王將帝位傳給成王，這些都是出于真誠。舜接受堯的禪讓，啟繼承大禹的帝位，和泰伯離開句吳（今江蘇蘇州一帶）、伯夷逃離孤竹（今河北盧龍縣一帶）一樣，都是真誠的行為。如果有人把謙遜當作一種手段，表面上施展、嘆息、表功勞，實際上只是用這些來敷衍天下人，不想讓人覺得自己驕傲自滿，那么他心里早已有了壓制天下人的想法，災禍的種子也已經埋下，將來必定會爆發，所以才會出現后來“侵伐”卻看似“無不利”的情況。黃老之術，背離真誠，長期使用虛假手段。從它那些“嗚謙”的言辭，再看看實際發生的“侵伐”之事，言行不一，前后矛盾，又該如何為自己辯解呢？所以說，如果不是君子，很難將謙遜保持到底。
??有關部門請求漢文帝冊立太子，漢文帝下詔說：“楚王是我的叔父，吳王是我的兄長，淮南王是我的弟弟。”這些父輩子弟都是關系親密的親人，照理說不應該對他們有什么虛假的表示。但看看后來的情況，吳王劉濞、楚王劉戊、淮南王劉長，沒有一個能保全自己的性命。民間流傳著“尺布斗粟”的歌謠，指責漢文帝在處理兄弟關系上的過錯，可這已經無法挽回了。那么漢文帝當初下詔所說的話，其實是一種欲擒故縱的手段，表面上謙遜，實際上是為了日后能更加果斷地處理問題，這種做法也是很危險的。況且言語就像是引發事情的機關，吳王、楚王、淮南王聽到這些話后，心中的野心被激發，就算后來想要打壓他們，也已經來不及了。所以說“火生于木，最終卻燒毀了生火的木”，這是自己種下的因，導致了自我毀滅的果，漢文帝又能得到什么好處呢？等到局勢發展到需要動用武力去征伐的時候，天下也就危險了。君子秉持真誠的態度說話做事，說的都是自己能夠做到的，做起來也毫無顧忌，讓天下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內心，連鬼神都會信服。這樣一來，戰爭的念頭在心中就會消失，災禍也不會發生。要么坦然擔當，無需用謙遜來掩飾；要么真誠謙讓，這都是出于內心的真誠，而不是假裝謙遜，說些空話。哪有什么靠“侵伐”才能獲得的利益呢！
??漢朝建立后，到漢文帝時期，天下基本安定下來。賈誼請求漢文帝更改歷法、變換服色、確定官名、振興禮樂，在當時的形勢下，確實是合適的時機。魯國那兩位儒生說禮樂要等百年之后才能興起，這種說法是錯誤的。然而，難道真的像賈誼請求的那樣，馬上著手去做就能成功振興禮樂嗎？漢武帝也曾嘗試振興禮樂，唐玄宗也有過這樣的想法，北魏拓跋氏、北周宇文氏以及宋朝的蔡京也都想這么做。如果漢文帝聽從賈誼的請求，倉促進行這些制度的制定，難保不會和他們一樣失敗。于是，在興與不興之間反復折騰，反而使禮樂制度遭到破壞，古代先王所追求的中和之道也在中原斷絕了。
??賈誼如果真心想要振興禮樂，在漢文帝這樣賢明的君主統治時期，就應該引導漢文帝培養中和的品德，在錯誤的苗頭剛剛出現時就加以糾正，通過學習來提升修養，用仁義來教化百姓，讓大家沉浸在義理的深厚內涵之中。這樣一來，順應天時，歷法必然要更改；重視人事，服色和官名也必定要確定；至高無上的品德不能荒廢，禮樂也一定會興盛起來。人們會在內心深處感到不安，就像厭倦了游玩，渴望回到家鄉一樣，急切地想要實現這些改變。而且，美好的儀容、和諧的音樂仿佛就在眼前耳邊，讓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追求。這樣，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禮儀制度，一切都出自內心的意愿和學識的積累，自然而然地進行革新，不用等很多年，禮樂制度就能完備起來。賈誼不勸漢文帝通過學習來實現這些，而是只關注具體的事務，這就像是在指導樂工和盲人做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，就算去做了，也會東倒西歪，聽了讓人昏昏欲睡，情感和禮儀無法相互促進，又怎么能振興禮樂呢？所以漢文帝的謙讓，在這方面確實有所欠缺，這也是他自我反思時無法回避的問題。禮樂的振興，既不需要等百年那么久，但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完成，原因無他，關鍵就在于學習。
??有人問：“周成王年幼，德行還沒有養成，周公卻急忙制定宗法禮儀，這是為什么呢？”回答是：周公制定禮儀，這是周公的能力，并不是成王能做到的。后來成王不斷學習進步，品德逐漸彰顯，才能夠心安理得地采用周公制定的禮儀。賈誼本來就不是周公，就算他能像周公一樣，可漢文帝秉持著黃老思想，要他去踐行中和的規范，漢文帝自己都會覺得不適應，想要拋棄這些，又怎么能長久堅持呢？
??漢文帝撤銷衛將軍統領的軍隊，是不想讓過多的兵力聚集在京城；撤銷太尉這一官職，將其職責并入丞相，是不想讓兵權輕易落入他人之手；將將軍和丞相的權力合二為一，所以匈奴侵犯上郡（今陜西榆林東南）時，灌嬰以丞相的身份率軍出征。漢文帝這樣做，難道是在效仿三代時期文武官員職責相通的制度嗎？仔細分析一下，撤銷衛軍和太尉的職位，并非不合適。作為天子，不應該依靠擁兵自重來樹立威嚴；如果要靠軍隊來立威，也絕不能把軍權交給一個人。然而，把將相的權力合為一體，讓丞相兼任將軍，這就不可取了。灌嬰是個能打仗的將領，但他并不具備做丞相的才能；而那些適合做丞相的人，往往又不擅長帶兵打仗。所以，三代時期的制度，有兩點在后世無法實行：一是農民不能同時當兵，士兵也不能同時務農；二是丞相不能兼任將軍，將軍也不能兼任丞相。
??古代將相合一的情況，大多出現在諸侯國。楚國的令尹，同時也是楚國的軍事統帥；晉國的中軍將領，同時也是晉國的丞相。為什么會這樣呢？因為諸侯國沒有制定禮儀、制度、考訂文化等事務，也沒有像百揆、四門、大麓這樣的官職；他們的執政者，不必承擔調和陰陽、振興教化、評定刑賞的重任。而且他們作為統帥，在與鄰國發生沖突時，也只是在中原地區交戰，還會遵循一定的禮儀規范，不像后世統治天下的君主，要和夷狄、盜賊爭奪國家的生死存亡。當時所謂的將相，就相當于現在一個郡的副職官員，再小一點，就像一個縣的主簿、縣尉。而對于天子來說，像尹吉甫、仲山甫、方叔、南仲這些大臣，各自承擔不同的職責，互不干涉。可見，三代時期都不是將相合一，更何況后世要統管天下的治亂，負責邊疆安危的君主呢！
??丞相可以監督將領，但不能兼任將領；將軍可以和丞相平起平坐，但不能和六卿同時設置。宋朝設立樞密院掌管軍事，并且聽從丞相的節制，這樣的制度就比較接近合理的安排。由樞密院總管天下軍事事務，使軍事管理有專門的機構；丞相負責監督樞密院的工作，而不直接掌管軍事征伐。在借鑒三代制度的基礎上，根據時代的變化進行調整，這樣才是比較合適的做法。明朝讓內閣大臣督師，結果導致天下迅速衰敗。唉，真是危險啊！
??審食其（shěn yì jī）被淮南王劉長殺死后，漢文帝體諒劉長為母親報仇的心情，赦免了他，沒有治罪，這也不算過錯。當時，漢朝朝廷的大臣們，竟然沒有一個人敢請求治劉長的罪，可見朝廷中人才匱乏到了何種地步。張釋之擔任廷尉的時候，雖然審食其已經死了，但他完全可以追究這件事，就像過去邢侯、雝子犯罪受到懲處一樣，不能因為事情過去了就不再過問。然而，張釋之卻只在太子、梁王違反馳道禁令這件事上表現出正直，對于淮南王劉長的罪行卻閉口不談。他的這種正直，只是一種“見機行事”“知難而退”的正直，是在面對權貴時，只敢在自己覺得能伸張正義的事情上表現一下。天子因為親情而讓步，大臣們因為權勢而退縮，所以后來淮南王劉安想要謀反，還認為漢朝朝廷的大臣們就像吹落干枯樹葉一樣容易對付。漢朝朝廷在諸侯面前早就失去了威嚴，張釋之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突出！
??漢文帝因為有人稱贊季布，就把他召來；又因為有人詆毀季布，就把他打發走，這樣的行為讓天下人都能看出他的淺薄。不過，這又有什么關系呢？君主掌握著獎懲的大權，難道要靠讓天下人捉摸不透來顯示自己的高深莫測嗎？季布因為被罷官而心懷不滿，還當面質問漢文帝來發泄情緒，由此可見，他根本就不具備擔任御史大夫的能力，他酗酒任性、難以親近的缺點也暴露無遺。漢文帝的錯誤在于輕易地把季布召來，而不是輕易地把他打發走。君主應該慎重地任用大臣，并且勇于改正錯誤。漢文帝聽到別人的評價后，過了一個月才仔細考察，發現并非誣陷，沉默了很久之后說：“河東郡是我重要的郡，所以特意召你來。”這是在維護臣子的尊嚴，而不是感到慚愧。如果他真的感到慚愧，那也是因為當初輕易召季布，后悔自己沒有早點看清他的為人。
??賈誼、陸贄、蘇軾，這三個人的經歷有些相似。陸贄和蘇軾都認為自己像賈誼，人們在評價他們時，也覺得他們有相似之處。陸贄希望能像賈誼一樣有所作為，但實際上他做不到，不過他也有比賈誼強的地方。蘇軾想要效仿陸贄，卻連陸贄都比不上，更不用說像賈誼了。
??怎么能看出他們的差距呢？賈誼主張提前教育太子，端正國家的根本；獎勵廉潔正直的人，改善社會風氣，在這方面陸贄比不上他。不僅如此，賈誼在擔任梁懷王的老師時，梁懷王騎馬時從馬上摔下來死了，賈誼為此傷心到不吃東西，最終去世，陸贄就做不到這樣。從陸贄與竇參爭斗時的表現可以看出，他對個人恩怨的在意超過了對國家的憂慮，所以能知道他做不到賈誼那樣。不過賈誼做學問也不夠精深純粹，和陸贄差不多。而且賈誼喜歡運用智謀和權術，想要用“三表五餌”的方法制服匈奴、削弱諸侯，這就像小孩子的把戲；他主張削弱吳、楚兩國，卻擴大齊國的封地，偏袒自己親近的人，卻沒有考慮到這會給日后帶來巨大的隱患，這簡直就是仆人、小妾才會有的見識，這些都是陸贄不屑去做的。所以在輔佐年幼的君主、堅守孤城、秉持氣節、堅守道義方面，陸贄不如賈誼；但在復雜多變的局勢中周旋，掌控局勢的輕重緩急，權衡利弊，使國家擺脫困境、謀求長遠發展方面，賈誼又不如陸贄。這是為什么呢？賈誼年輕氣盛，沒有經歷過太多艱難困苦，雖然品性正直，但考慮問題往往不夠周全，所以他在大的方面有優勢，在細節處理上卻有所欠缺。這就是賈誼和陸贄在能力上各有優劣的原因。
??至于蘇軾，他哪里能和賈誼、陸贄相提并論呢？他沉迷于酒肉享樂，縱情游玩，欲望早就侵蝕了他的本性；追逐功名利祿，患得患失，利益已經蒙蔽了他的本心。他把心思都花在雕琢文章這些小技巧上，想要以此來吸引天下人的目光，炫耀自己的聰慧；所學的不過是揣摩人心的手段，用這些來迷惑天下人，吹噓自己的才能。他深受父親蘇洵那些類似張儀、蘇秦、商鞅、李斯的邪說影響，竟然想在太平盛世里攪亂天下，惹是生非。他用儒家經典來粉飾自己的行為，還說自己像賈誼；詭詐地猜測利害關系，就說自己像陸贄；迷失了自己的本心，還聽任弟子們的吹捧，自稱像孟子。沒過多久，他又轉而信奉佛教、道教，說自己像老子、釋迦牟尼。像他這樣的人，賈誼和陸贄都不屑與之為伍。當初絳侯周勃、潁陰侯灌嬰指責賈誼“擅權紛亂”，這對賈誼來說是冤枉，但用在蘇軾身上卻恰如其分。如果把一個年幼的君主和危機四伏的國家交給他，誰能知道他會把國家帶向何方呢？有人還想把他抬高，放在賈誼和陸贄之間，這就像宋玉說的“相馬的人只看重馬的肥壯外表”一樣，只看到表面，不了解真實情況。
??王安石和賈誼有些相似，但賈誼為人正直。賈誼和方孝孺也有些相似，但方孝孺的學問更加純粹。方孝孺的才學在賈誼之上，即便如此，他都沒能阻止禍亂的發生，甚至還差點成為引發災禍的首要人物。那么，如果一個人不反思自己，不提前考慮事情的變化，只是坐在那里空想，就想治理好天下，這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如果賈誼生活在方孝孺那個時代，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華，將自己的主張付諸實踐，或許能和齊泰、黃子澄并肩，做出一番大事業。陸贄都難以做到，更不用說蘇軾這種品行不端的人了。所以那些高談闊論天下大事的人，如果君主不采納他們的意見，也沒什么可惜的。只有陸贄，能夠根據具體情況向君主進獻忠言，是賢明的君主可以駕馭驅使，讓他為國家效力的人。
??漢文帝廢除禁止民間私自鑄錢的法令，讓百姓可以自行鑄錢，他本以為這樣能讓百姓獲利。但能鑄錢的顯然不是貧民，貧民根本沒有鑄錢的能力，這是顯而易見的。那些奸商和富人因此變得更加富有，而樸實的窮人卻越來越窮。富人們用大量的錢收購布帛、糧食、苧麻、油漆、魚鹽、瓜果等物資，囤積居奇，等到窮人急需的時候，再高價出售，窮人怎么能不日益貧困呢？窮人辛苦耕種收獲糧食，養蠶織布制作衣服，在池塘里養殖魚鱉，在圈舍里飼養牛羊豬，砍伐樹木、種植竹子獲取木材，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卻收獲寥寥無幾；而富人即使雇傭很多人干活，卻能拿走十分之六七的成果。相比之下，鑄錢獲得的利潤簡直無法估量。即便富人偶爾雇傭窮人幫忙鑄錢，所給的工錢也少得可憐，而且窮人還得求著他們才能得到這份活計，分點微薄的好處。這簡直就是驅使百姓去受富豪權貴的奴役啊！
??所以古代先王設立虞衡（掌管山林川澤的官）來管理山林川澤的物產，并加以節制，不讓人們過度索取，這并不是吝嗇天地間的物產，也不是限制人們的才智，為的是讓君主謀取私利。利益應該由百姓共享，但要由君主來掌控管理，絕不是讓豪強權貴掌控就算是公平合理。按照這個道理，放任百姓自行煮鹽、采摘茶葉，而君主不加過問，看似是好事，實際上對天下危害極大。有人說：“鹽容易被人私自獲取，所以要管控。但茶葉的利潤，就像耕種收獲的糧食一樣，為什么不能讓百姓自由經營呢？”要知道，古代實行助法（一種井田制下的稅收方式）耕種，現在實行貢法（按戶口繳納賦稅）。助法以百畝土地為標準，貢法以戶口數量為依據。雖然如今土地兼并嚴重，舊法遭到破壞，但大致的框架還在。茶葉對于百姓來說，不像糧食那樣是賴以生存的必需品。對糧食的生產進行管控，卻對茶葉放任不管，就算百姓在山林中勞作，也和追逐商業利益沒什么區別。所以古代對漆林征收百分之二十的稅，先王并不認為這很苛刻。在天子的土地上，百姓依靠土地生存，怎么能任由那些狡猾的人放棄農業生產，去從事各種逐利活動，而不加以限制呢？抑制商業，鼓勵農業，獎勵樸實的百姓，禁止奸商的行為，煮鹽、開山采礦這些事都不能讓百姓擅自進行，更何況鑄錢這種能讓人坐收漁利，助長豪強的勢力，讓窮人奔波勞累，成為國家禍根的事呢！
??金、銀、鉛、錫這些礦產，開采它們獲得的利潤比鑄錢還要高好幾倍，而且還容易引發爭奪和沖突。但有人卻主張：“讓百姓自行開采這些礦產，以此來利民。”如果對因此引發的爭斗、殺戮都不加以禁止，那百姓還要君主有什么用呢？
??鑄錢時如何確定重量標準才合適呢？這其中的好處，不能簡單地用利益來衡量，實際上它蘊含著最大的利益。要是只考慮利益，那么像榆莢錢、線繯錢（兩種輕薄劣質的錢幣）這種輕便的小錢，或者摻雜鉛錫的錢幣，不是更有利可圖嗎？然而，這些錢幣流通不了多久就會貶值，很快就會損壞，根本無法長期保存。所以說，鑄錢的標準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。
??五谷、絲麻、木材、魚鹽、蔬果這些物品之所以有價值，是因為它們對人們的生活有實際用處，能保障人們的生存，所以才被人們重視。金玉珠寶因為稀少罕見，被人們視為上天賜予的美好之物，古代先王用它們來衡量萬物的價值，調節物資的流通。但即便如此，也只是把它們當作一種媒介，通過它們來獲取生活所需的物資，互通有無，并非真的把它們當作無比珍貴的寶物，非要讓人們去追捧。而且金玉珠寶本就稀少罕見，是天地自然生成的。銅，在自然界中儲量豐富，人們原本也不覺得它有多珍貴；但自從人們把它鑄造成錢幣，它就和金玉珠寶一樣貴重起來，甚至能決定糧食、布帛、木材、蔬菜等物資的價格高低。然而，如果銅錢鑄造得不夠精良、不夠厚重，就很容易損壞，被天下人輕視。只有鑄造得既精良又厚重，才能保證這種貨幣既不違背自然規律，又體現了人們的用心，這樣的銅錢才能長期在天下流通，發揮它的作用。
??所以治理國家的君主，要明白自然規律和人事之間的輕重關系，不要只貪圖一時不正當的利益。鑄造一枚銅錢，即使花費八九成的物力和人力，最終獲得的利益也是不可限量的。就算鑄造一枚銅錢的成本剛好和它的面值相等，把原本無用的銅變成了有用的貨幣，從長遠來看，能讓市面上的貨幣增多，使百姓富足，國家也能從中獲利，這對國家來說也是極大的好處。如果鑄造一枚銅錢的成本達到十之八九，那么私自鑄錢就無利可圖，自然會停止。錢幣都由國家統一鑄造發行，國家就能掌控財政收支，讓錢幣和各種物資相互流通，這樣一來，國家就能長久地享受其中的利益。所以說，鑄錢的利益不能簡單用數字衡量，其帶來的好處是無窮的。從這個角度看，“五銖”錢相對較輕，不如“開元”錢厚重；摻雜鉛錫的銅錢，比不上金背、漆背的銅錢精良。綜合考慮這些因素，其中的得失盈虧就一目了然了，但這不是目光短淺的人能輕易理解的。如果懷著得過且過、貪圖便宜的心態，與天地自然的規律爭奪利益，是不可能成功的。
??淮南王劉長謀反的跡象已經很明顯，丞相和御史奏請將他判處死刑，這是合理的。正所謂“臣子不能有謀反的念頭，一旦有就必須嚴懲”。漢文帝赦免了他，只是將他流放，這和當初對蔡叔、霍叔的處罰類似，既維護了國法，又體現了天子的恩情。劉長卻心懷怨恨，絕食而死，他這是“堅持作惡，抗拒刑罰”，能免于被討伐，已經是很寬大了。袁盎卻請求漢文帝斬殺丞相和御史，他這種險惡的用心，實在讓人難以捉摸。也許他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討好諸侯，背叛天子，就像莊助那樣與諸侯勾結，謀取私利；又或許他是嫉妒大臣們比自己權勢大，想借此機會把他們趕走，在朝堂上樹立自己的威風，奪取他們的職位，這些都很難說。漢文帝為了避免落下殺弟的惡名，沒有懲處袁盎，還部分采納了他的建議。袁盎因此更加肆無忌憚，后來他當面欺騙漢景帝，陷害晁錯，導致晁錯被處死。他一直首鼠兩端，與吳王劉濞暗中勾結，說話也毫無原則，這些惡行都暴露無遺。袁盎原本就是個游俠式的人物，這種人的心思，實在難以揣測。統治天下的君主如果聽任這種人胡作非為，國家很少有不陷入混亂的！
??唉！從漢朝以后，國家治理不如古代，是有原因的。太甲、高宗、成王的資質，未必就比漢文帝高；但伊尹對太甲的教導，傅說對高宗的勸誡，周公對成王的告誡，都強調“不要安于現狀，要時刻警惕危險”“不要貪圖安逸享樂，以免擾亂百姓”“要時刻保持勤勉，不要懈怠”，他們從來不會降低標準，用一些不正當的方法來誘導君主。哪里像賈誼說的：“治理國家，如果要讓君主費盡心思、勞累身體，又不能享受鐘鼓之樂，那就不要做了。最好是既能享受和現在一樣的快樂，又能建立一套規章制度，成為后世的典范。”這話和李斯的言論沒什么區別。為什么這么說呢？因為他們都是想用權術來治理天下，自己卻貪圖安逸享樂。這樣的治國方法，雖然和秦朝的有所不同，但同樣沒有根基，只是在表面上樹立權威，讓天下百姓受苦，自己卻享受安逸，這樣的統治怎么可能長久呢？如果天下真的可以只靠法治和權術來治理，只要規定好車馬服飾，風俗就能統一；只要修飾一下文章辭藻，百姓就能變得廉潔知恥；只要削弱諸侯的勢力，政權就能統一，那么夏朝、商朝的法律還在，桀、紂又怎么會亡國呢？
??漢文帝還算幸運，不是那種放縱欲望、貪圖享樂的君主，他只是偶爾喜歡打獵、欣賞音樂，以此來放松自己，并沒有什么過分的行為。但如果能有一位純正的儒者來開導他，用道義滋養他的心靈，建立起中和的治國之道，推行王道，諸侯怎么會不服從，風俗怎么會不改變，廉恥之心怎么會不得到崇尚呢？可賈誼卻先用阿諛奉承的話來迎合漢文帝，希望自己的主張能被采納。幸好漢文帝不是秦二世胡亥那樣的昏君，如果漢文帝像胡亥一樣，賈誼就算想和李斯劃清界限，也做不到了。然而，后世有些人還稱贊賈誼“善于引導君主，讓國家走向興盛”。這樣一來，國家怎么能有真正的臣子，君主又怎么能成為賢明的君主呢？
??賈誼關于教育太子的論述，從根本上來說是有道理的。但實際上，還有更重要的根本因素。普通百姓家的孩子，如果沉迷于飲酒、堵伯，家長想要管教他們，他們可能還會頂嘴說：“您的做法并不正確。”更何況天子的兒子，身邊圍繞著各種靡靡之音、美色，還有眾多宮女、宦官伺候。他們的欲望很容易被引導，淫亂的行為也很容易被助長。作為君主和父親，如果自己貪圖享樂，不愿意花費心思、勞累身體去教導兒子，只是設置嚴厲的老師，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上約束一下，這樣的教導就像木偶表演一樣，流于表面。漢成帝表面上莊重威嚴，實際上卻沉迷于酒色，導致國家陷入混亂。更何況那些意志薄弱的皇子，聽到一點約束的話就心生怨恨，覺得是君父剝奪了他們的快樂，只想找機會放縱自己。
??周成王年幼時，周武王去世，他沒有可以效仿的榜樣。周公就創作《豳風》，講述創業的艱難；作《無逸》，列舉先王的勤勉和警惕；讓成王遙以文王、武王為榜樣。也正是因為文王、武王確實值得成為榜樣，周公這樣做才不是徒勞，能讓成王有所感悟。如果把安逸享樂當作美德，用權術來治理國家，把表面的言行當作治國之道，只靠老師的諄諄教導來教育太子，這不過是那些平庸的儒生用來折磨人的方法。在父子、師友之間，這樣的教育只會讓人相互虛偽對待，還不如漢文帝自己奉行黃老之術，然后傳授給兒子，這樣反而能讓兒子信服。所以說，賈誼關于教育太子的論述，并不是最根本的教育理念。
??在賢能的人當中繼續向上比較，就有圣人；在尊貴的人當中繼續向上比較，就有天子。所以，向一位賢能的人學習，是成為圣人的積累；尊敬公卿大夫，是尊崇天子的體現。這就是“陛尊、廉遠、堂高”（指君主高高在上，與臣子保持一定距離，以維護威嚴）的道理。在郡縣制的天下，廢除了五等爵位制度，天子高高在上，把所有大臣都當作平等的下屬，這就是賈誼感嘆大臣們受到的懲罰過于嚴厲，導致他們沒有廉恥之心的原因。唉！秦始皇實行變法，天下讀書人的廉恥之心差不多喪失了十分之五六。漢朝還保留了一些；唐朝、宋朝只是勉強延續著，最終還是沒能延續下去；明太祖朱元璋興起，想要恢復這種風氣，但最終也沒能成功。大臣們已經習慣了被羞辱卻不覺得羞愧，還怎么能指望他們上能為君主和國家的興衰擔憂，下能畏懼百姓的怨言呢？身為士大夫，一會兒被君主寵愛有加，一會兒又被打入深淵，習慣了被呵斥，甚至遭受牢獄之災，被脫去衣服，受到獄吏的欺凌，卻只能隱忍求生。這樣一來，社會輿論的批評，他們根本不在乎，就算到了晚年也不會在意；百姓的詛咒，他們也不害怕，因為百姓不敢當著他們的面說。這樣的風氣怎么能行呢？
??不過，士大夫們落到這樣的境地，也有他們自身的原因。蕭何被關入獄后又重新擔任丞相，周勃出獄后仍然是侯爵，他們無法阻止君主像對待囚犯一樣對待自己，但為什么不能約束自己，不追求封侯拜相呢？在北寺監獄中，面對廷杖的羞辱，那些為了正義而死諫的大臣毫不退縮，這是忠誠的表現。但如果有人免于牢獄之災，沒有被廷杖打死，就沾沾自喜，還想著再次回到朝堂上做官，這樣真的合適嗎？就像鄒爾瞻再次擔任九卿之職，他這樣不顧自己身體受辱、有辱親人的行為，怎么能逃避指責呢？君主會想：“這個人曾經和囚犯一起被關押受辱，卻不覺得羞恥，這樣的人怎么值得我以禮相待呢？”君主不獎勵這種行為，臣子卻心安理得地接受；臣子既然接受了，君主就會更加輕視他們。宋仁宗如此寬厚，李祭酒如此剛直，他們都遭受了囚禁之苦，卻不能主動引退，這正是賈誼應該痛哭的原因啊！
??子女對于父母，無論受到寵愛還是羞辱，都應該接受，不應該有怨言，因為身體是父母給的。但如果父母要殺害子女，那就等于父母在傷害自己的孩子，這樣的父親不配做父親；子女如果不反抗，也不配做子女。臣子對于君主，無論富貴、貧賤、生死，都應該坦然接受，因為刑賞是上天賦予君主的權力，君主的命令就算違背自己的意愿，臣子也應該順應天意。但如果君主羞辱臣子，那就是君主自己違背了禮儀，這樣的君主不配做君主；臣子如果不知羞恥地接受這種羞辱，也不配做臣子。所以古代有大臣犯罪后，在盤子里放上寶劍，聽到命令后就自殺，絕不忍受屈辱。而且臣子和子女不同，這是上天規定的等級秩序。人的本性中順從的一面不能違背，剛強的一面也不能被屈服。
??賈誼的言論打動了漢文帝，當時的大臣們聽到這些話，難道就沒有感到羞愧嗎？不僅是當時，后世那些在詔獄、廷杖中遭受屈辱，卻仍然穿著官服站在朝堂上的大臣們，難道就不覺得羞愧嗎？如果在詔獄、廷杖發生時，有人能選擇自殺，以此來抗爭，那么君主羞辱士大夫的行為或許還能得到遏制。高忠憲說：“羞辱大臣，就是羞辱國家。”這句話真是太有道理了！如果能做到這一點，像魏忠賢那樣的宦官肆意迫害大臣的災禍就能平息，更何況是君主呢？
??漢朝初期，分封的諸侯王勢力很大，這是因為距離夏、商、周三代還不算太遠，百姓的思想還受到分封制的影響，對秦朝廢除分封制、孤立無援的做法感到不滿，所以當時的形勢不允許立刻廢除分封制。秦始皇和李斯廢除分封制，被后世視為犯下了萬世的罪過；而賈誼因為諸侯王勢力過大而痛哭流涕，他的觀點和秦朝廢除分封制的做法又有什么本質區別呢？然而，評論歷史的人卻一邊指責秦朝，一邊推崇賈誼，短短幾十年間，對同一件事的評價就像水火一樣截然不同。那些評論歷史的人真是糊涂啊！
??賈誼說：“多分封諸侯，削弱他們的勢力。”他以為這是三代時期的遺制。但三代時期雖然分封了很多諸侯，每個諸侯國的土地卻很有限，這并不是先王故意限制他們，而是因為已有的諸侯國不能隨意剝奪，土地的邊界也不能隨意擴張。而且從《詩經》和《春秋傳》中可以得知，齊國、魯國當初分封時，土地都超過了五百里，先王也沒有刻意限制他們的土地來防范什么。現在賈誼主張分割諸侯王的土地，大量分封諸侯，那些富貴驕縱、心智尚未成熟的王子們，都被封為諸侯王，這只會讓他們更容易陷入違法亂紀的境地，然后再輕易地剝奪他們的爵位。這就是表面上給予，實際上剝奪的手段，對待骨肉至親就像仇人一樣，用權術來控制他們，賈誼的想法和嬴政、李斯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只不過秦始皇是明目張膽地做，賈誼則是暗中謀劃，相比之下，賈誼的手段更加冷酷無情！漢朝分封諸侯王，繼承了三代的制度，不能立刻改變。但最終分封制還是無法延續下去，七國之亂在前，秦朝廢除分封制在后，分封制就像快要熄滅的燈，只剩下最后一點火苗，注定要走向滅亡，實在沒必要讓賈誼為此痛哭流涕。就算是為漢朝謀劃，也只需要鞏固王室的地位，推行文德教化，靜靜地等待局勢自然穩定，沒必要驚慌失措。一看到分封制被廢除就驚慌，一看到諸侯勢力強大就害怕，這是平庸之人的心態。他們不考慮古今的形勢和道理，只被眼前的現象嚇到，這樣做只會傷害仁義，引發災禍。發表意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！
??至于賈誼在討論淮南王封侯這件事時，擔心會出現像白公勝、伍子胥、鱄諸（專諸）、荊軻那樣的人，這就有些過分了。當初周公分封蔡仲的時候說：“你要彌補前人的過錯。”難道周公也要擔心蔡仲會拿刀沖向成王嗎？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賈誼的刻薄寡恩。后來淮南王最終謀反，人們都認為賈誼當初的預言應驗了。但賈誼在朝堂上公開說：“淮南王將會成為像白公勝、伍子胥那樣的人。”他這樣說，不就等于在引導淮南王產生謀反的想法嗎？淮南王劉長被廢，這是國法的體現；他的兒子后來受封，這是天子對親人的仁愛。淮南王最終還是擁有了封國，劉長依舊是漢文帝的弟弟，劉安也依舊是漢文帝的侄子，他們怎么會成為像白公勝、伍子胥那樣心懷不軌、意圖謀反的人呢？漢文帝沒有主動去親近他們，反而把他們當作潛在的敵人去防備，帶著猜忌的心對待他人，別人自然也會以敵對的態度回應。作為天子，掌管著天下的生殺大權，每天都把天下人當作潛在的仇人去防范，那天下人就真的都成仇人了。賈誼如此不懂治國的道理，只知道玩弄權術，實在是太過分了！
??賈誼害怕諸侯引發禍亂，建議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，讓它們橫跨長江、黃河，以此來制衡東方的諸侯國，可他的這個建議實在是自相矛盾。賈誼曾說：“秦朝日夜費盡心思、勞力去消滅六國，如今我們卻拱手讓六國的勢力再次形成。”由此可見，他想要借鑒秦朝統一天下的智謀，這一點已經很明顯了。然而他卻又主張擴大梁國和淮陽國的封地，讓它們橫亙在長江、黃河之間。但今日的梁國、淮陽國，難保不會成為他日的吳國、楚國。等吳國、楚國的勢力被遏制住了，梁國和淮陽國卻可能變得更加驕縱，它們橫亙在江、河之間，堵住了漢朝向東發展的道路，到那時又有誰能抵御呢？對于自己的親兄弟，就親近、信任；對于父親的兄弟，就懷疑、防范，這種違背天理的做法，必然會很快遭到報應。難道我們的子孫后代，不會把梁國、淮陽國當作毒蜂、蝎子一樣的禍患來仇視嗎？
??分封制無法再恢復，這是大勢所趨。雖然如此，但任何長期形成的習俗要發生改變，都必定是逐漸演變的。秦朝只是在短時間內用暴力手段廢除了分封制，結果導致天下百姓怨聲載道。漢朝大致效仿三代的制度分封諸侯王，可這種制度必然無法長久維持下去，倒不如慢慢等待，等到天下大勢已不可逆轉，人們也不再留戀分封制的時候，再順勢而為。在七國之亂還沒有跡象的時候，就急著去削弱諸侯的勢力，那就和秦朝沒什么兩樣了。分封制在漢朝初期，就像快要熄滅的燈火，雖然還閃著一點光，但終究是要滅掉的。明智的人順應天意，仁德的人安于現狀，靜靜等待就好。賈誼卻操之過急，而且他所謀劃的，也沒有跳出分封制的舊框架，只不過是用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緩解眼前的危機罷了。從這一點來看，賈誼其實也明白這些措施不可能維持百年，只是把憂患留給了子孫后代。徹底廢除分封制，這是天地間的重大變革，沒有足夠的仁德和智慧，是無法理解和做到的，賈誼又怎么能勝任呢！
??晁錯提出的遷徙百姓充實邊疆的策略，實在是高明！把軍隊融入百姓之中，寓兵于農的方法，在中原內地可能不太可行，但在邊疆地區卻能發揮很大作用。邊疆地區的氣候條件特殊，人們的身體素質和性格特點也與內地不同，當地的風俗習慣也有差異。所以像云南、貴州、廣西一帶的百姓，他們自身就有足夠的能力抵御蠻族、苗族的侵擾，而不會越過山嶺來侵犯內地。這并不是因為蠻族、苗族弱小，北方的匈奴強大，而是因為當地百姓熟悉地形，扼守住了關鍵要道，匈奴人深入內地時，會擔心邊疆百姓從背后偷襲他們的老巢。
??然而，要實施這個策略也并非易事。邊疆地區的土地肥沃程度不一樣，如果把百姓遷徙過去，卻分給他們貧瘠的土地，那很少有人能不逃跑或者不被餓死。而且，如果負責管理的官員不得力，安撫百姓的方法不當，這些遷徙過去的百姓很可能會反過來被北方的匈奴利用。這兩個問題，如果在遷徙百姓時不慎重考慮，必然會帶來災禍，也正是因為這些原因，充實邊疆的建議常常被擱置。晁錯說：“要考察當地的陰陽調和情況，品嘗水泉的味道。”這說明在開始實施這項策略時，一定要考慮周全。如果土地確實貧瘠，即使有山川險阻，也可以先把它當作緩沖地帶，把防線往內地遷移一些，這并沒有什么可擔憂的，因為我們無法居住的地方，匈奴人也難以占據。至于官員的選用是否得當，關鍵在于人而不是制度本身。但如果制度完善，能夠吸引和激勵人才，那么用人不當的情況就會減少。后世派往邊疆的官員，不是那些出身低微、沒有背景的科舉末等之人，就是犯了過錯被降職去補缺的庸碌之輩。他們中很少有人能進入朝廷擔任臺諫郎官，也很少能被提拔為監司、郡守。這些人抱著日暮途窮、消極懈怠的心態，只是勉強維持著官員的身份，怎么能指望他們關心百姓、為國分憂，鞏固邊疆的防御呢？如果挑選科舉考試中成績優異的人才，把考核政績最好的地方官調任到邊疆任職，放寬管理的制度，讓他們能夠充分施展才能，安撫、激勵他們，減輕百姓的徭役賦稅，讓他們能夠安居樂業，鼓勵通商貿易，教導百姓種植養殖，讓他們富裕起來，擴大學校的選拔規模，讓他們感到榮耀，重用有才能、有智慧的豪杰之士，激勵他們奮發向上。這樣一來，就可以保證這些百姓不會被匈奴利用，成為侵犯中原的助力，邊疆也會日益強大，我們只需坐等匈奴自行衰敗就好了。所以說，晁錯的建議非常高明。
??只是晁錯說：“與匈奴斷絕和親關系，等他們冬天南侵的時候，狠狠地打擊他們一次，讓他們終身都不敢再犯。”這一點卻不太容易做到。如果沒有經過幾十年的精心謀劃和準備，很難取得這樣的效果。倒不如先通過和親的方式與匈奴保持聯系，同時慢慢推行充實邊疆的策略，或許不用等到大規模作戰，匈奴就不敢輕易南侵了。如果匈奴不知悔改，貿然來犯，再狠狠地打擊他們，也不用擔心不能取勝。
??晁錯提出讓百姓繳納糧食來換取爵位、免除罪行的計策，也并非毫無道理。這個計策的合理性，并不是說爵位可以輕易授予，罪行可以用錢來贖免，而是說這樣可以降低金錢的價值，提高糧食的地位。過去，用糧食繳納賦稅有很多不便之處，但將其折合成金錢繳納，卻有三個好處：官府更容易收納，官吏更容易管理，百姓也更容易繳納。但如果只追求這些便利，讓金錢的地位高于糧食，那還不如讓百姓多辛苦一些繳納糧食，官府和官吏也多費些精力去征收和管理，也不能一味地貪圖方便。這個計策如果能夠堅持實施幾十代，必定能帶來很大的好處，但這不是那些平庸的官吏能夠理解的。
??然而，繳納六百石糧食就能被授予上造（秦漢二十等爵的第二級）的爵位，普通百姓家中，靠辛勤耕種能收獲六百石余糧的又有多少呢？大多是那些豪強憑借勢力大量囤積糧食，或者役使他人耕種，收取一半收成的；還有富商大賈用金錢收購糧食來獲取爵位的。這樣一來，雖然表面上是重視農業，實際上農民的地位卻更加低下；雖然想要提高糧食的價值，金錢卻變得更加貴重。在三代以后，想要抑制豪強和富商大賈的勢力非常困難，而且限制土地兼并又不能一下子實現，那么不如區分自耕農和佃農，根據不同情況制定賦役制度。規定百姓自己申報的自耕地，每個家庭擁有的土地最多不能超過三百畝，根據家中的子侄、成年男子的數量，來確定實際的自耕土地數量，超過這個標準的，都按照佃耕來對待。減輕自耕農的賦稅，佃耕者的賦稅則加倍，通過這樣相互調節，使賦稅比例大致符合十分之一的標準。遇到水旱災害時，完全免除自耕農的賦稅，佃耕者除非遇到極其嚴重的災荒，否則不能隨意減免賦稅。如果有人確實能夠親自辛勤勞作，合理安排家中的勞動力，開墾更多的土地，獲得豐厚的收成，有大量的余糧，才允許他們繳納糧食到邊疆，以此來換取爵位、免除罪行。而那些富商大賈用金錢囤積糧食，以及豪強濫占土地、對佃農征收高額地租、大量積蓄糧食的人，則不允許參與。這樣做，就能降低金錢的價值，提高糧食的地位，大概十年就能見到成效。按照晁錯的思路，彌補他的不足之處，任用賢良的官吏管理百姓，嚴格規范授予爵位、免除罪行的制度，這項政策才能順利實施，發揮長遠的作用。否則，繳納糧食的法令可能會變成用金錢折抵，天下人會更加追逐金錢，這只會擾亂刑賞的根本原則，成為導致國家衰敗滅亡的政策。
??肉刑不應該再恢復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如果一定要說肉刑是古代圣王的偉大法律，能夠制止天下的惡行，不應該被廢除，那么只有在君主真正做到至仁至善，官吏真正做到寬厚仁慈，井田制得以恢復，分封制得以確定，學校教育蓬勃興起，遵循三王的禮儀，演奏六代的音樂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再恢復肉刑也不晚。否則，只是對那些愚昧低賤的小民施加肉刑，殘忍地傷害他們的身體，還美其名曰這是古代圣王的大法，這簡直就是自欺欺人，殘忍到了極點。
??即使社會的教養之道得以完善，禮樂制度再次興盛，像古代帝王的盛世那樣，肉刑仍然不應該恢復。為什么呢？要讓百姓養成仁愛之心，需要很長時間，就算經過百年，也必須是三代的遺風還沒有斷絕的時候才有可能實現。在社會風氣還沒有改變，習俗還沒有轉變的情況下，犯罪的人依然很多，如果恢復肉刑，那么身體殘缺的人就會越來越多，這是上天都不會保佑的。而且，古代沒有笞杖之刑，肉刑也不顯得特別殘酷；現在已經有了笞杖之刑，人們對肉刑就更加恐懼了。所以像曹操那樣殘忍的人，都不敢嘗試恢復肉刑，更何況那些不如曹操的人呢！張蒼制定的法律規定：“判處死刑的人，如果減免為其他刑罰，之后又犯了應處以笞刑的罪行，都要被判處死刑。”這條法律很嚴厲，但這其實就是《尚書》中所說的“堅持作惡，抗拒刑罰的人，必須嚴懲”的意思。所以，審理案件時，遵循漢文帝的詔書和張蒼制定的法令，是比較合適的。
??漢朝有一條法律，殺人之后如果主動自首，可以減免罪行，這條法律的初衷大概是想引導人們誠實不欺吧。人們之所以厭惡欺騙，是因為擔心欺騙行為沒有被察覺，讓壞人的惡行得逞。但既然已經殺了人，那么被殺害者的父兄子弟會去控告，官府也會進行追捕，兇手的罪行必然會暴露，根本不可能一直隱瞞下去，那主動自首又有什么意義呢？小人在君子面前作惡時會隱瞞，但在大庭廣眾之下毫無顧忌地說出自己的惡行，這兩種情況相比，哪種更可恥呢？如果兇手覺得法律允許自首減免罪行，就妄圖逃避懲罰，結果真的因此得到了減免，這無疑是在助長他們殺人的膽量，讓惡行更加猖獗。隱瞞罪行的人就像老鼠一樣偷偷摸摸；而毫無顧忌說出罪行的人就像老虎一樣兇狠。把老鼠變成老虎，還想讓天下人都誠實不欺，結果卻讓人們變得肆無忌憚，這樣又怎么能起到懲罰罪惡的作用呢？所以，允許自首減免罪行，應該是給那些犯了過失的人一條改過自新的路，而不是用來對待兇暴的罪犯。如果兇犯選擇隱瞞罪行，說明社會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完全喪失，這難道不比鼓勵他們明目張膽地作惡要好一些嗎？
??征收十分之一的賦稅，這是三代時期的制度。孟子說：“賦稅征收得多了，就像夏桀一樣殘暴；征收得少了，就像北方的貉族一樣不懂禮儀。”這里說的就是三代的制度。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有千里之廣；諸侯中較大的，有的封地有百里，有的有五百里，小的甚至不到五十里。這些國家需要守衛邊疆，進行軍事活動，還要舉行各種禮儀，祭祀宗廟社稷，供養眾多的官員和差役，各項開支數不勝數。《聘義》中說：“古代的財政支出并不均衡。”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，即使征收二十分之一的賦稅，有時候都不夠用。然而，土地有上等、中等、下等的差別，還有一年一耕、兩年一耕、休耕的區別，綜合計算下來，名義上是征收十分之一的賦稅，實際上平均下來大概也是二十分之一。
??從秦朝開始，廢除了諸侯分封制，設立了郡縣制。漢朝初期雖然也有分封，但諸侯國的封地比古代天子直接管轄的土地還要廣闊很多，而且它們的官員設置和禮儀制度都非常簡單。漢朝全國的力量都用于守衛邊疆，中原地區沒有會盟、征伐等軍事活動。一個郡有郡守，一個縣有縣令，官員之間沒有像古代諸侯那樣復雜的親屬關系，相互之間的饋贈問候也都是出于私人交情。國家的社稷剛剛建立，祭祀的典禮也不繁雜。一個郡的面積比古代公侯的封國還要大，但郡里的屬官和差役，還比不上古代一個鄉或一個遂（古代的基層行政區劃）的長官數量多。全國的賦稅用來供養九卿和朝廷的其他官員，還不到周朝六官所需費用的一半。可見，古代從一個區域征收賦稅，就能滿足豐富的開支；現在從整個天下征收賦稅，開支卻很節儉，與三代時期的經費相比，連百分之一都不到。如果還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征收賦稅，難道是想讓君主積累財富，滿足私欲嗎？不然的話，為什么要征收這么重的賦稅呢！
??漢文帝十三年，廢除了田租稅；漢景帝元年，又恢復征收一半的田租，即按照三十分之一的比例征收；到了光武帝時期，戰爭結束，又按照漢景帝的制度，減少了十分之一的賦稅。這說明當時國家的財政有盈余，完全可以讓百姓過上富裕的生活。分封制在后世已經無法實行，因為百姓的承受能力有限，而且從形勢上看也必須進行變革。
??漢文帝縮短守喪的期限，導致天下的孝道逐漸衰敗，而這其實是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的。古代先王在權衡恩情和道義方面的精妙用意，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人們遺忘，好像是在強迫天下人去遵守一些難以做到的規定。《禮記》中說：“侍奉父母，守喪三年；侍奉君主，為君主守喪三年。”這里的“方喪”，意思是和“致喪”有所不同。繼位的君主為去世的君主守喪，這是“致喪”。而在朝外的諸侯，在朝內的公卿大夫，他們為君主守喪是“方喪”。如果是“方喪”，那么在祭祀天地、社稷、五祀的時候可以讓人代行，會盟、征伐等國家大事也可以正常進行，對于臣子來說并沒有什么妨礙。弟子為老師守喪，和眾人在一起的時候要披麻戴孝，出門在外就不用了。按照這個道理來類推，臣子為君主守喪期間，如果有國家大事需要處理，可以穿著吉服去辦理。婚禮的祝辭中有“三族之不虞”（意思是擔心家族中發生意外的變故）的說法，這里面并不包括君主的喪事，所以在守喪期間，冠禮和婚禮也是可以舉行的。天地、社稷的祭祀，即使在服喪期間，也可以照常進行。漢文帝下詔說：“減少飲食，停止祭祀鬼神，以此來彰顯我的不德。”自從秦朝統一天下后，尊崇君主的風氣變得非常奢靡，對天下百姓的限制也很嚴格，控制人們的飲食，禁止祭祀，這已經違背了先王的本意，而且做得太過分，讓人們難以接受，這并不是三代時期的舊制。
??而且漢文帝的詔書，把官吏和百姓統一起來要求，沒有區分等級差別。《禮記》中記載：“諸侯為天子服斬衰（五種喪服中最重的一種，服期三年）之禮。”這是諸侯的規定。“公士大夫的眾臣為他們的君主服斬衰之禮，用布帶、麻繩做腰帶和鞋子。”《禮記》的傳文解釋說：“君主的近臣，君主穿什么喪服，他們就穿什么。”這是根據君主的服喪情況而服喪，不是近臣的話，喪服的等級就要降低。“平民為他們的國君服齊衰（五種喪服之一，服期有三年、一年、三月之分，這里指服期三月）三個月。”這里說的國君，是針對國內的百姓而言，對于天子來說，指的是京城附近的百姓，并不適用于天下所有百姓，這一點是很明確的。而漢文帝卻把天下的臣民都統一起來要求，禁止他們嫁娶、祭祀社神、飲酒、吃肉，這些都是秦朝的嚴苛法律。秦朝加重了這些規定，漢文帝雖然減輕了一些，但他們都沒有考慮到等級差別，結果導致禮儀制度逐漸消亡。
??只有繼位的君主，雖然身為天子，但他首先是兒子。這一點和普通百姓是一樣的，人的本性在這方面是相通的，沒有什么不同。同姓的諸侯王，他們的爵位相當于古代的諸侯，但從漢朝以后，他們不再管理民政和軍事，在守喪方面，他們更應該按照古代諸侯的禮儀來守喪。從宰輔到低級的地方官吏，他們都是臣子，在吉兇之事的禮儀上，可以根據“布帶繩屨”的禮儀進行變通。只要不是親自參與祭祀，穿著素色的衣服就可以了。在郡縣制的天下，沒有內外的區別，把平民為國君服喪三月的制度推廣到天下，是可行的。
??只是“諒闇（liàng ān，也作“諒陰”，指帝王居喪）”之禮中，將兵戎、刑賞等國家大政都交由冢宰（相當于后世的宰相）處理，君主則在守喪期間不問政事，這在當今卻很難施行。這不僅僅是難以找到像伊尹、周公那樣德才兼備的冢宰，還擔心會出現僭越專權、擾亂朝綱的情況。古代天子治理的范圍不過千里王畿，四方邊境的守衛由諸侯負責。如果有大臣在國內擅自專權，諸侯可以興師問罪。內外相互制衡，諸侯的生死予奪，不是朝廷能夠隨意決定的，所以冢宰也不敢肆意擾亂朝綱。但在郡縣制的天下，天子統管四海的治理，總管天下的賦稅，還要兼顧四方邊境的守衛。各地的監司、守令，在刑賞方面都聽命于朝廷，卻又沒有固定的準則。是非對錯相互交織，恩威并施卻沒有章法，冢宰哪敢獨自一人承擔起處理國家大政的重任呢？這不僅僅是因為沒有伊尹、周公那樣的德行，而且他們和其他百官一樣，都是通過貢舉等選拔方式出身，威望不足以統領百官。所以，想要施行商、周時期的制度，彰顯孝子的情義，安定天下人的心意，體悟先王的精妙意旨又不產生弊端，若不是深入探究事理、盡明人性，根據時代變化采取恰當措施的人，是很難做到的。在三代的禮儀制度殘缺不全的情況下，想要沿襲其遺文，矯正嬴政的過錯，卻不反思內心、不考量時代變化，就想讓事情順利達成，這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漢文帝的短喪制度，就這樣在后世一直施行下去，有志之士也難以挽回，這難道不悲哀嗎？
??其實漢文帝的喪制還是保留了一些古代的遺意。他下葬之后，臣子們服大功（喪服名，服期九個月）十五日、小功（喪服名，服期五個月）十四日、纖（一種喪服，服期較短）七日，在未下葬之前，臣子們都服斬衰（最重的喪服，服期三年）。按照古禮：“天子死后七個月下葬。”下葬之后進行虞祭、祔祭，一直到卒哭之祭，差不多要一年的時間，一年之后舉行小祥之祭，古代在這個時候會更換喪服。大功、小功的喪服，就是更換喪服過程中的變化；纖服，則是禫（dàn，除去喪服的祭禮）服。雖然漢文帝縮短了守喪時間，但還沒有完全失去古代的意思，只是縮短得有些過頭了。漢文帝在己亥日駕崩，乙巳日下葬，前后加起來只有四十三天。漢景帝不僅匆忙下葬，還匆忙讓臣子們除去喪服，實在是太不慎重了。用日數代替月數來計算守喪時間，這并非漢文帝的制度，而是后世越來越偏離古制，變得越來越糟糕了。
??漢文帝去世時四十六歲，過了三年，吳王劉濞就謀反了。劉濞下令說：“我今年六十二歲了。”由此可知，他比漢文帝大十三歲。漢文帝去世的時候，劉濞五十九歲，也快步入老年了。他之前假裝生病不去朝見漢文帝，謀反的意圖已經很明顯，賈誼、晁錯每天都在謀劃如何應對，為此憂心忡忡。漢文帝難道不知道劉濞的謀反之心難以消除嗎？他賜給劉濞幾案和手杖，是為了避免無端引發禍端。再過十年，就算劉濞不死，也會因為年老體衰而難以有所作為。當時的趙王、楚王以及齊國的幾個封王，都平庸無能，沒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如果劉濞不帶頭謀反，他們也不會主動行動。所以漢文帝對局勢早已謀劃成熟，并且態度堅定。如果漢文帝沒有那么早去世，只需坐等七國自行瓦解，然后輕松平定叛亂就可以了。賈誼和晁錯所擔憂的事情，漢文帝其實早就考慮到了。但漢文帝的謀劃和考量，不是賈誼和晁錯能夠揣測到的。
??吉兇禍福的消長變化取決于天意，而人的行動是得還是失則在于自身。上天的變化是人們可以等待和順應的，而人們的行為，上天也必然會有所回應。事物發展到極致就會走向衰落，人在冷靜審慎的時候才能有所行動。所以上天常常有交替消長的規律，以此來平定天下的險阻，但總是苦惱人們不能耐心等待。明智的人能洞察上天的消長規律來決定自己的行動，卻常常苦惱急躁的人無法揣測到自己心中的謀劃。像漢文帝這樣的人，算是能夠洞察時勢的了。能洞察時勢，差不多也就懂得順應天意了。懂得順應天意的人，是能知曉上天的微妙變化的。上天有永恒不變的規律，也有相互依存、相互影響的變化契機。明白上天規律的人，善于主動行動來化解事物的矛盾；知曉上天變化契機的人，能夠冷靜處事，不輕易傷害事物，而事物也無法傷害他。用天理來治理天下，這是君子的德行；憑借對變化契機的把握來遠離災禍，這是黃老之道；除此之外，就沒有更好的辦法了。平庸的人無法揣測這些，只憑借自己一點淺薄的見識，在事物還沒有發生變化的時候，就去刺激它，讓它發生變動。他們自以為先察覺到了變化，就沾沾自喜。但一旦事物開始變動，就無法阻止，最終給天下帶來極大的危害，導致流血成河。國家就算僥幸沒有滅亡，遭受的傷害也極其慘痛。唉！為國家出謀劃策的人，能不謹慎嗎？只要不是像桀、紂那樣的昏君，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。那些稍有見識的人，應該謹慎周密地等待時機，不要輕易發表意見，這樣天下的災禍或許就能平息了。